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生動實踐,對人民民主的性質、內涵、目的、特色、評價主體和評價標準進行了深邃思考和系統闡釋,創造性地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明確民主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相較于資本主義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道義高度和中國特色,是更高更切實的民主。
中國式民主是全體規模上的人民民主,不是“金主”主導的精英民主
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廣泛參與的、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盡管美西方宣揚他們早已進入了大眾民主階段,但他們的大眾民主僅局限于選舉與公投環節,大眾根本沒有當家作主的地位,不過是政治精英的競選工具和脫責工具。
民主之所以被作為競選工具,是因為他們認為,古典的民主理論或者人民主權的理想,在現代社會是行不通的。因為大多數選民是精英之外的普通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是被動、冷漠的,沒有理性。民主不是人民的統治,而是政治精英的統治。因此,美西方的民主實際上仍然是精英民主,大眾被限定在選民的地位。民主之所以被作為脫責工具,是因為美西方經常搞公投,一些政治人物往往為了選票而公投、為了推卸責任而公投,而精英或政治人物背后是“金主”即資本的支配。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選舉總支出高達140億美元。其中,許多來自大富豪、大企業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捐款。政治人物當選后,勢必會利用公共資源回報這些“金主”。
中國式民主是全過程的民主參與,不是僅僅體現在票決環節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能夠確保黨和國家在決策、執行、監督、落實各個環節都能聽到人民的聲音。這就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
在美西方,大眾的民主參與局限于競選和公投的票決環節。在競選中,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后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后就被冷落。在公投中,往往是政治人物怕擔責任,靠公民投票的簡單多數幫其作選擇。比如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當時的領導人為了競選而作出的輕率之舉。大眾缺乏全過程的民主參與,僅在票決環節受到宣傳鼓動而參與投票。有時政治人物為影響投票,甚至煽動民粹主義為其所用,這就使得投票具有盲目性和非理性。
中國式民主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民主,不是福利承諾拍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人民謀幸福。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既是價值追求,又是戰略目標。前些年,美國杜克大學學者史天健在中國進行過實證調查,其基本結論是,多數中國人談論的民主是指政府在作決策的時候,時刻想著人民的利益,征求和聽取人民的意見,政府應該為人民服務。這種認識與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有一定關系,也說明民主的基礎是實現人民利益。中國人講民主,既講政治上的民主,又講經濟上的民主。為人民謀幸福,解決人民的民生福祉問題,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在人民廣泛的民主參與實踐中,體現得很充分,是真實的、具體的、一貫的。美西方講民主,不會講經濟上的民主,而把民主主要限定在政治領域,在政治領域又把民主主要限定在票決環節。
對此,可以從全民醫療保險的案例來作比較。中國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條件下,就有覆蓋城鄉的公費醫療和合作醫療,現在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醫療保障體系。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的公共衛生服務功能和成效更是舉世矚目。再看美國建立全民醫保制度,從西奧多·羅斯福算起,歷時近百年,到奧巴馬任期內的2010年才得以勉強通過。由于奧巴馬繼任者的不同政見,醫保法案執行中還出現過曲折。有人說,西方的領導人競選是福利拍賣會。準確地說,應該是福利承諾拍賣會,因為他們在競選時向選民承諾的福利支票,有的做得到,有的做不到,或者多數做不到。
中國式民主是共識性民主,不是族群撕裂
列寧說:“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作為國家形式和國家形態的民主,其功能應該是產生“公意”、形成共識,而不是分裂、對抗甚至族群撕裂。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整個民主的運行過程,是形成最大公約數、形成共識的過程。雖然在決策程序中,我們也有多數贊成才能通過的規定,但在表決之前,有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征求意見、討論、審議的制度和程序安排,也就是說在表決前就已經形成了基本共識,因此不是沒有過程的簡單粗糙的“多數決”。
美西方常常宣傳全民公決的民主價值,但公決的結果往往是分離、撕裂甚至對抗。他們向一些國家推銷全民公決的民主方式,致使這些多民族國家解體甚至出現動蕩。英國是較早建立代議制民主制度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政治人物一時需要而啟動脫歐公投,結果“脫歐”或“留歐”的票數接近,使族群撕裂的危險凸現。從提出公投到正式公投、再到公投以后,家庭內部、組織內部、社區內部、階層之間、族群之間長期辯論對抗。公投以所謂高調正當性的大眾民主出場,卻以民粹、輕率、不確定、不可問責、不可補救等非理性結果而遭受質疑。
中國式民主是效能型民主,不是程序上的否決機制
中國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這其中有許多深刻原因。比如,有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我國新型政黨制度與西方政黨政治相比較,除了階級基礎不同,治理機理也有很大區別。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同時領導人民用民主的方法有效治理國家。再如,全過程人民民主有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鄧小平同志說:“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堅持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使民主有序有效;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有利于達成共識,有利于科學決策、高效能決策。此外,中國將頂層設計和基層創造相結合。中國在廣泛民主參與基礎上形成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有設計、有組織地開展試點,鼓勵基層創造,對成熟經驗加以總結推廣。這既是發揮人民創造精神、充分發揚民主的過程,又是民主與集中良性互動的過程。
美西方經常宣傳多黨競爭有利于形成最優決策,但在實踐中,黨爭變成了“否決機制”。金錢政治和游說團體正在扭曲美國普通民眾發聲的渠道,絕大多數人表達真實意愿的聲音都被少數利益集團所遮蔽。利益集團阻止對他們利益有害的法案出臺,促成有利于維護壟斷利益的法案通過。在美西方議會中,由于議員代表不同的政黨及其背后不同的財團利益,彼此針鋒相對,長期以否決對方的議案為出發點,很多法案長期議而難決,難以形成共識。要么被長期拖延、擱置,要么極少數議案運用簡單的“多數決”通過,引起群體隔膜和撕裂,在實際中也很難執行。
中國式民主主張國際關系民主化,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
毛澤東同志說:“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民主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而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來評判。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民主的,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判,而不應該由自以為是的少數國家來評判。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單一的標尺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一些西方國家推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以大欺小、以強凌弱,刻意宣揚大國競爭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堅持零和思維。對待不同于他們的民主類型,采取排斥、敵視、圍剿的態度。全過程人民民主,對國際關系有鮮明的民主主張。早在1953年,中國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中國的幾代領導人都強調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永不稱霸。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促進人類進步不斷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為復旦大學講座教授)
責任編輯:趙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