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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觀點認為，2300年前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后，胡床傳入，但在漢代以前，只有馬扎式的胡床，始終沒有椅式坐具。而在5000多年前的遼西地區就已出現高靠背的椅式坐具。
5000多年前的紅山文化，髡發是上流社會流行的發型式樣，而這種發型在古埃及也比比皆是。
新世紀以來，伴隨遼西紅山文化積石遺址的考古發現和人形雕塑的成批出土，人們日漸清晰地看到，早在8000年以前，以遼西地區為代表的古代中國，就與遙遠的西方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人群互動與文化交往，比張騫“鑿空”西域還早5000多年。
敖漢旗草帽山紅山文化積石冢出土的中型石雕神像
石構墓葬與墓上圣像
目前在亞非大陸發現的早期石構墓葬，最著名的就是金字塔，即古埃及法老的石構陵墓。這種石構墓葬，在中國北方長城地帶以南的中原等地史前遺存中基本不見，但在內陸亞歐草原通道東端的遼西地區，卻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傳統。比如分布于西遼河流域距今8000年左右的興隆洼文化積石冢，就是世界上最早形態的石構墓葬遺存之一。
作為紅山文化前身的興隆洼文化，其積石冢均選址于高山或高臺地之上，規格最高的墓葬周圍，環有祭壇性質的石砌圓圈，具有十分明顯的墓葬與神壇共存性質。墓內隨葬貴重的玉器和罕見的石杯、石罐等禮儀性石質容器，墓上陳列為圣像的人形雕塑，構成了興隆洼文化積石冢的兩大顯著內涵特征。
翁牛特旗博物館收藏的尖圓底角形石杯
據報道，近年在遼西興隆洼文化遺存發現的石質容器以石杯最為常見，其基本款式主要有平底筒形和尖圓底角形兩種。其中，尖圓底角形石杯在同樣分布于遼西地區、年代距今約9000年的小河西文化及與興隆洼文化同時并存的西梁文化遺存中，也有同類發現。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石質容器并在墓地供奉人形圣像的做法，均不見于國內其他地區的同期史前遺存，而在亞歐草原通道另一端的西亞地區，則是一種十分普遍而常見的文化現象。如伊拉克境內距今9000年前的耶莫文化和距今8000年前的薩馬拉文化墓地，均曾出土大量的石質容器和種類豐富的人形雕塑。其中石質容器中的倒錐體尖底侈口器與遼西地區小河西文化、西梁文化和興隆洼文化的尖圜底角形石杯均屬同類器物，年代也大體相當，表現出高度一致性。可以肯定，這種高度一致的背后，無疑是當時的中國與西方世界切實存在著的文化交流與往來。
遼寧朝陽紅山文化積石冢出土高鼻深目有須石雕神像
到了距今約5500年的紅山文化晚期，山上積石為冢、冢上陳列神主圣像并以石質容器作為祭祀用具的古老禮俗仍在傳承。如在建平牛河梁、朝陽半拉山和敖漢草帽山等積石冢墓地遺址，均發現有數量豐富、類型多樣的神主圣像，而在牛河梁積石冢群的中心位置，還出現了建造在遺址最高點的大型廣場和眾神濟濟的神廟遺存。此間的石質容器，則見有那斯臺遺址出土品和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的收藏品。跡象表明，從興隆洼文化到紅山文化晚期，在長達3000年的漫長歷史發展過程中，反映在石構墓葬、石質容器和墓上陳列人形圣像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始終不絕如縷，未曾中斷。
一應俱全的正坐雕塑
所謂“正坐”，是指正規社交場合中采用的莊重恭敬的禮儀坐姿。在傳統的知識體系中，中國古代流行的正坐體相，包括屈膝跪坐、垂腳高坐和屈腿盤坐三種形式。
以往的研究，論者皆謂商周以降，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的正坐體相，經歷了一個由跪坐到高坐和盤坐的過程。具體說來，跪坐源于中國本土，最早出現在商代。上起商周，下迄漢魏，古人在祭祀、朝會、宴饗等官方禮儀場合，乃至民間日常交往中的正坐體相均為跪坐。高坐和盤坐皆為由西方傳入的“胡坐”。戰國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后，隨著胡床的傳入，中國方始出現垂腳高坐之俗，但在漢代以前，只有馬扎式的胡床，始終沒有椅式坐具。漢唐以降，隨著佛教的東來和椅子的傳入，傳統的跪坐習俗漸被放棄，代之而興的是垂腳高坐和屈腿盤坐。但近年紅山文化考古新發現卻無可辯駁地確切證明，上述三種形式的正坐體相，早在5000多年以前的紅山文化時期，就曾長期流行于中國北方的遼西地區。不僅如此，帶有高靠背的椅式坐具，也同時出現在紅山文化社會。
目前發現的紅山文化正坐造像已有16件，均為紅山文化晚期遺物，年代距今約5500~5000年。其中盤坐造像10件，分別出土于牛河梁、東山嘴和興隆溝，而以興隆溝發現的整身陶塑形體最為完整。高坐造像5件，其中3件分別出土于東山嘴和那斯臺。另外兩件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和赤峰博物館收藏的征集品。其中赤峰博物館收藏的是一件倚坐在高靠背座椅上的圓雕石像，兩手合攏交握于腹前，雙腳平放于座椅下方加裝的底部托板之上。跪坐造像僅見一例，出土于那斯臺，為一件制作精細的小型圓雕石像，其基本造型特點是上身挺直，雙膝及小腿附著于圓形坐墊（席）之上。這種跪坐造型，與經常發現于殷墟遺址的商代跪坐形象高度相似。從中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二者之間所具有的十分密切的內在淵源關系。
紅山文化正坐造像的大量發現，直接對以往看似天經地義的成說構成了嚴重的挑戰與沖擊，與此同時，也帶給我們諸多新的啟示：
首先，這三種紅山文化正坐雕塑的批量發現，一方面使我們得以清楚地看到，早在商朝建立的2000多年以前，帶有中國傳統禮制文明因素的跪坐造像，就已經出現在中國的遼西一帶，后來經過夏以后的多次整合，最終定型為商周秦漢之際的標準禮容體相；另一方面也確切地證明遠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和佛教傳入中國的3000多年以前，垂腳高坐和屈腿盤坐的正坐禮俗，以及類似于“胡床”的無靠背坐具和帶有靠背的椅式坐具，均同時在中國北方的遼西一帶客觀存在并長期流行。
其次，紅山文化高坐和盤坐造像，既不見于紅山文化分布區域之外的其他史前遺存，也不見于夏商周三代乃至秦漢時期，但在西亞、北非年代大體相當的古代雕塑遺存中，卻十分盛行。如烏爾王陵出土的蘇美爾早王朝時期的馬賽克風格鑲嵌飾板上的國王高坐宴飲圖案、古埃及古王國早期的左塞王圓雕高坐石像和古王國中期的圓雕盤坐書吏石像，均屬世界知名的藝術珍品。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烏爾王朝鑲嵌飾板與古埃及左塞王雕像所見高靠背座椅的下方，均見加裝有放置雙腳的底部托板，這一點與赤峰博物館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同類藏品的設計理念與實用功能，異曲同工，如出一轍。可以肯定，這種高度契合絕非偶然的巧合，其背后的成因機制，自然是被歷史塵埃長期湮沒的亞非洲大陸東西之間的人群互動與文化交流。
遼寧朝陽半拉山紅山文化積石冢出土髡發陶塑
髡發禮俗與胡人形象
反映在人形雕塑方面的中西史前文化交流，還可以從新近出土的紅山文化髡（音“昆”）發陶塑和明顯帶有西方人特征的“胡人”形象中得到進一步證明。
所謂髡發，就是剃發。紅山文化的髡發雕塑于2016年出土于遼寧省朝陽市半拉山積石冢墓地，系一件僅余頭部的泥質紅陶女性殘像。彎眉細目，寬鼻圓臉的面目造型符合東亞人種的體貌特征，而頂部頭發挽成發辮向上作3圈依次盤起，耳鬢兩側長發下垂，顱后上部依次剪短呈三級階梯狀，下部剃光呈現豎向凹槽的特殊發式，則十分明確地表現出當時客觀存在的髡發習俗。據考，出土于紅山文化積石冢遺址的人形雕塑，其性質均非純粹意義上的藝術品，而是來源于世俗社會上層人物形象的神靈圣像。由此可以知道，這件中國歷史上年代最早的髡發陶塑，反映出的乃是5000年前遼西一帶上流社會流行的發型式樣。
先秦時期，中國古代的傳統發式是常人不分男女，均蓄留全發。而剃除或部分剔除頭發，則是對違禮和犯罪者的一種懲罰，是謂髡刑。秦漢之際，髡刑依然作為肉刑的一種而繼續流行。與中原傳統禮俗不同，秦漢時期居住于遼西一帶的烏桓和鮮卑人，則流行髡發。研究表明，烏桓、鮮卑所從出的東胡，是春秋戰國之際出沒于遼西一帶的一支有著濃重西方背景的古代游牧民族。如此說來，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社會流行的髡發，乃是源于西方的一種胡俗。
古埃及第三王朝左塞王高坐圓雕石像
如果我們把歷史搜尋的目光西移，則不難發現，在亞非大陸另一端的古代埃及，這種剪短或剃除顱后頭發，保留耳鬢兩側和頭頂長發的女性發式，則比比皆是，其中意蘊，十分耐人尋味。不僅如此，在半拉山積石冢遺址出土的14件人形雕塑中，除了髡發陶塑，還見有一批高鼻深目、蓄有胡須、頭戴尖帽的石雕造像。無獨有偶，出土于那斯臺遺址的紅山文化跪坐石雕，也同樣具有高鼻梁、深眼窩、頜下蓄有大胡子的造型特點。高鼻深目，頜下多髯，是西方男性的顯著體貌特征，這一點自不待言。《史記·大宛列傳》載古代中亞、西亞一帶“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其人皆深眼，多須髯”。至于頂戴尖頂冠帽，也非中國傳統，而是與西方衣飾禮俗密切相關的胡俗。豐富的文物考古資料表明，古埃及法老王冠和古代蘇美爾貴族頂戴的帽子，均為尖頂冠帽。這種尖頂冠帽，以其來源于西方世界，因有“胡帽”之稱。唐人詩句中“織成胡帽虛頂尖”的胡人形象，可謂神來之筆，極其傳神。
綜上所述，通過紅山文化具有明顯胡俗特征的髡發和尖帽陶塑，以及高鼻深目多髯的胡人雕塑形象，可以從一個側面證實，5000多年以前，以遼西為代表的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已存在人群互動與文化交往。
（文章刊于《光明日報》2020年06月13日09版。作者：田廣林，系遼寧師范大學博導；周政，系遼寧師范大學博士生。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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