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仍然在農村。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正確處理“三農”問題，根據國情農情確立不同時期農村工作重點。

黨在長期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深刻認識到，農業農村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首要問題，始終將“三農”工作優先考慮，優先安排。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明確將農業現代化作為“四個現代化”的組成部分，確保了農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基礎地位。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黨中央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農村”，涉及農村文化教育事業和交通運輸等多個方面，但仍側重于農村的生產建設，將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置于農業發展之后。改革開放以后，伴隨家庭承包經營的普遍推廣，農村生產力極大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村的面貌。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鮮明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強調這“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推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每年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連續出臺中央一號文件部署“三農”工作，持續發出重農信號，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力度，不斷健全黨領導農村工作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和工作機制，推動農業農村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當前，我國內外部環境不確定不穩定性因素增多，穩住農業基本盤、夯實“三農”基礎是應變局、開新局的“壓艙石”。必須充分認識新時代新征程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真抓實干做好新發展階段“三農”工作，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二、糧食安全是頭等大事

我國是一個具有超大規模人口和超大規模糧食需求的大國，必須堅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的方針，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艱苦努力，我國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資源，養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從當年4億人吃不飽到今天14億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為維護世界糧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世界各國解決糧食問題提供了借鑒和啟迪。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解決好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確立“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始終毫不放松抓好糧食生產，保護和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不斷提升糧食生產水平，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飯碗里主要裝中國糧。堅持底線思維，貫徹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的糧食安全戰略。堅持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樹立大食物觀，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持續提高糧食安全綜合保障能力。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堅決扛穩國家糧食安全的政治責任，鞏固提升糧食安全保障能力。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糧食單產由1949年的69公斤/畝提高到2023年的390公斤/畝，糧食產量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僅2000多億斤不斷邁上新臺階，1996年突破1萬億斤大關，2015年突破1.3萬億斤，今年預計首次突破1.4萬億斤，又將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三、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

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生產力發展是衡量社會發展的帶有根本性的標準。堅持把發展農村生產力放在首位，既是農村改革成功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今后推進改革發展必須始終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農村社會生產力不斷得到解放和發展，農民實現了從翻身解放、解決溫飽到擺脫貧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廣大農村滄海桑田，換了人間。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以農田水利為重點推進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基礎條件，提高防災減災能力。我國農業裝備和農業機械化水平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農機裝備總量持續增長、作業水平不斷提升、社會化服務能力顯著增強。1952年，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僅18.4萬千瓦，拖拉機不到2000臺，聯合收割機僅284臺。到2022年，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達到11.1億千瓦，拖拉機總數達到2144.1萬臺，聯合收割機總數達到173.1萬臺。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我國農業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入，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持續提升，大國糧倉根基更加穩固。

目前，小麥生產基本實現全程機械化，玉米、水稻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80%，大宗經濟作物、畜禽水產養殖、果茶菜、設施農業、農產品初加工等領域的機械化生產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業生產從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向主要依靠機械動力轉型升級，有力提升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土地產出率和資源利用率。2023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63.2%，農機裝備總量接近2億臺（套），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3%，農作物良種覆蓋率超過了96%，農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面積占比超過了95%。正是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推動我國糧食生產不斷躍上新臺階，保障了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極大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米袋子、菜籃子、果盤子、油瓶子。面對新情況新挑戰，必須一以貫之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我國農業農村改革發展的根本任務，破除阻礙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發揮好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建強國家農業戰略科技力量，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持續推動農業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加速培育形成農業新質生產力，推動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成為“三農”發展的最大增量，以高水平農業科技自立自強引領支撐農業農村現代化。

四、不斷優化農業產業結構

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要通過優化調整農業結構，充分發揮各地資源比較優勢，促進糧經飼統籌、農牧漁結合、種養加一體，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加快促進農業產業轉型升級。

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我國農業生產實現了由“以種植業為主、以糧為綱”的高度單一結構向“農林牧漁全面、多元、協調發展”的歷史轉變，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加快構建。1952年，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比重達85.9%，處于絕對主導地位，林業、牧業和漁業產值所占比重分別為1.6%、11.2%和1.3%。改革開放后，農林牧漁業加速發展，農林牧漁業結構逐步協調合理。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農業的蓬勃發展，我國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實現較快增長。2023年，我國農林牧漁業總產值158507億元，比1952年的461億元增加15804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1953—2023年，年均增長4.5%。其中，改革開放以來（1979—2023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年均增長5.5%，比改革開放以前（1953—1978年）年均增速提高2.7個百分點。從不同產業看，農林牧漁各業均保持穩定增長，1953—2023年，農業、林業、牧業、漁業年均增速分別為3.8%、6.7%、5.6%、8.7%，2004—2023年，農林牧漁專業及輔助性活動總產值年均增速為7.5%，農業經濟穩步提升。

2023年，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比重為54.9%，比1952年下降31.0個百分點；林業、牧業、漁業分別占4.4%、24.6%、10.2%，分別提高2.8個、13.4個、8.9個百分點。農林牧漁專業及輔助性活動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比重為5.9%，農業服務呈蓬勃發展態勢。2022年全國農業及相關產業增加值達到195692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為16.2%，是農林牧漁業增加值的2倍以上。2022年，全國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業企業超過9萬家，營業收入超過19萬億元。2023年末，全國開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接待的村占比為14.7%，50萬農戶開展了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年接待游客超過30億人次，休閑農業營業收入達到8400億元。2023年，農產品電商銷售額超過7300億元，超過100萬農戶通過網絡銷售農產品，農村網絡零售額達到2.49萬億元。

五、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活力

深化農村改革不僅帶來了農村經濟社會的歷史性變化，而且推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必須增強農村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推進農村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破除長期形成的束縛農業農村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全面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活力。

改革是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從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到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從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到健全農村市場流通體系；從放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限制，到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從改革農村稅費制度，到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我們黨根據社會經濟發展形勢和主要矛盾變化，出臺的一系列改革舉措，促進農村發展活力不斷迸發。40多年來，農村改革之所以得到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和積極參與，根本原因在于始終堅持把保障農民權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經濟上充分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激發農民參與改革的積極性、主動性，增強農村改革動能、推動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解決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根本靠深化改革”。中央先后出臺《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等20多個文件，連續多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深化農村改革作出安排部署，有力指導農村改革不斷深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作出部署，強調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這些重點任務既是“三農”大事，也攸關全局。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向廣度和深度進軍，要以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發展農業農村新質生產力為方向，以統籌推進鄉村發展、建設、治理各領域改革為路徑，完善農村改革落實機制。必須奔著問題去、盯著問題改，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同時，也要與發展階段、發展水平相適應，堅持破立并舉、先立后破，審慎穩妥推進重大改革，確保改革成果經得起歷史和農民群眾的檢驗。

六、正確處理工農城鄉關系

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解決好“三農”問題不能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處理好工農城鄉關系始終是事關“三農”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大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一窮二白，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工業化、城鎮化建設的資金只能從農業中來，農產品主要實行政府定價、統購統銷政策，農業剩余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轉移到工業，為工業和城鎮提供農產品供應和資金積累。改革開放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持續快速發展，黨中央根據發展階段變化，作出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部署，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推動人才、土地、資本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和平等交換，城鄉發展的協調性、平衡性明顯增強。近年來，我國在提高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社會建設公共資源向農村傾斜投放，基本公共服務不斷向農村延伸，提高了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要加快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注重發揮縣城連接城市、服務鄉村作用，提升縣城綜合承載能力，發揮縣城對人口和產業的吸納集聚能力、對縣域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堅持把縣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促進城鄉在規劃布局、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實現縣鄉村功能銜接互補、資源要素優化配置。

七、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組織開展了脫貧攻堅人民戰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如期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開局良好、進展順利。

黨的十八大召開后不久，黨中央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在貧困的老鄉能不能脫貧”，承諾“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拉開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的序幕。2013年，黨中央提出精準扶貧理念，創新扶貧工作機制。2015年，召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提出實現脫貧攻堅目標的總體要求，實行扶持對象、項目安排、資金使用、措施到戶、因村派人、脫貧成效“六個精準”，實行發展生產、易地搬遷、生態補償、發展教育、社會保障兜底“五個一批”，發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總攻令。2017年，黨的十九大把精準脫貧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進行全面部署，錨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聚力攻克深度貧困堡壘，決戰決勝脫貧攻堅。2020年，為有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洪澇災情帶來的影響，黨中央要求全黨全國以更大的決心、更強的力度，做好“加試題”、打好收官戰。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著眼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鄉村振興的重點任務、鄉村振興的保障措施、強調堅持和完善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等作出全面部署。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階段性謀劃，分別明確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2022年召開黨的二十大時的目標任務，細化實化工作重點和政策措施，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計劃、重大行動，確保鄉村振興戰略落實落地，成為指導各地區各部門分類有序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依據。2021年2月中央制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2021年7月出版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實施報告（2020年）》顯示，鄉村振興戰略重點任務扎實推進，主要指標完成情況符合預期。農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長，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不斷縮小，2023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比1956年名義增長296.5倍，實際增長40.1倍，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下降到2.39∶1，農民生活顯著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扎實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體系不斷完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鄉村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新時代新征程，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要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這條底線，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學習運用“千萬工程”經驗，健全推動鄉村全面振興長效機制，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作者分別系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當代農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責任編輯：胡偉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