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糧南運”已成為我國糧食流通的基本格局，背后反映的是我國糧食生產地區重心的調整轉移。歷史上，南方曾是我國糧食主要產區，“南糧北調”一直是糧食調配的主旋律，故有諺語“湖廣熟，天下足”。1949年以來，糧食調配依然主要是由南向北，直至改革開放后南北方糧食產量比例開始發生變化，2005年北方糧食產量首次超過南方。近些年來，我國糧食生產進一步向主產區尤其是北方集中，黑龍江、河南、山東、吉林、內蒙古、河北、遼寧等7個北方主產區生產了全國一半的糧食，其中僅東北三省一區的產量就占全國的26.6%。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南方糧食產量占全國比重持續下降，7個糧食主銷區里有5個位于南方，尤其是一些沿海經濟發達省份糧食自給率不足30%，人均糧食占有量低于安全線。

“北糧南運”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市場以及科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北方耕地資源相對豐富，大平原多，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北方適合機械化生產作業的優勢凸顯，糧食生產供給能力大大增強。南方人均耕地資源短缺，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迅速發展，一些效益更高的非農產業吸引了大量農民外出就業，耕地數量與糧食產量相應減少。與此同時，由于大量外來人口遷徙涌入，南方省份對糧食的需求大幅增長，這也給北方產糧區帶來了農業產業發展的機遇。在人多地少的國情農情下，南北方發揮各自比較優勢進行資源重組，推動糧食主產區向北方集中，有利于放大資源要素的集聚效應，符合“效益優先”的市場資源配置規律。

客觀地說，“北糧南運”有其合理性，但糧食不同于一般商品，是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對國家安全以及其他產業的支撐作用巨大。因此，我們不能只從市場角度看，更不能只講經濟效益，還要綜合考慮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與社會公平。事實上，盡管當前“北糧南運”的格局有效解決了南北方資源供需問題、有力支撐了全國糧食安全，但這種不平衡的格局背后也面臨著不小的挑戰，值得我們警惕。

從安全保障角度看，“北糧南運”存在一定風險。我們常說，“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糧食生產過度集中，出現風險波動的可能性必然加大。有報告顯示，2022年我國糧食物流總量約為6.39億噸，其中跨省物流總量高達3.15億噸。如此大規模、長距離的糧食調運，且不說運力保障、運輸成本等存在巨大壓力，還增加了發生存儲運輸、食品安全問題的風險。一旦遇到重大自然災害、公共衛生等突發事件，產區產不出糧，或者產得出但運不到，導致銷區吃不上飯，就要嚴重影響人心安定、社會穩定。考慮到近年來極端天氣頻發，這一隱患更加需要警惕。

從生態保護角度看，“北糧南運”也面臨挑戰。雖然我國農業科技發展取得長足進步，但氣候仍然是影響農業生產的重要因素。南方光熱條件好、水資源充沛，一些作物可以達到一年兩熟甚至三熟，本就是適合種糧的地區。而北方糧食生產面臨水資源不足、光熱不匹配的硬約束，由于長期以來對資源環境的超負荷利用，北方已經出現了黑土地退化、地下水超采等生態問題。北方糧食高產，是在各類資源已經繃得很緊的情況下拼盡全力實現的，現有科技條件下，越往后增產難度越大，長期向南方大規模輸送糧食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從國家發展大局看，“北糧南運”將加劇區域發展不平衡。糧食產銷南北區域不平衡，帶來的是北方與南方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糧食比較效益低，主產區發展糧食生產不僅財政收入不高，還要拿出一部分財政資金進行補貼。當主產區將大量的土地、人力資源投入糧食生產時，實際上還付出了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的機會成本，長此以往，主產區和非主產區之間的經濟社會差距將不斷拉大。數據顯示，非主產區省份與主產區省份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比值，已由2012年的1.45擴大至2021年的1.57。

從“南糧北調”到“北糧南運”，曾經的“魚米之鄉”褪去光環令人嘆惋，這種勢頭不該也不能放任持續下去。雖然短期內“北糧南運”格局無法徹底改變，但可以從耕地保護管控、產業鏈合作、利益補償等多方面采取措施逐步遏制、扭轉。要優化耕地的布局結構，特別是對南方耕地的數量底線提出要求，讓適合種糧的地方多種糧，加快恢復糧食產能、提升自給水平。進一步深化南北糧食產銷區合作，推動從產需合作向產業鏈供應鏈合作轉型，讓主產區更多分享糧食產業鏈延長、附加值提升帶來的增值收益。完善“縱橫結合”的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加大中央財政的縱向補償力度，在建立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上邁出實質性步伐，督促主銷區壓實糧食安全責任。

可喜的是，近年來南方一些省份通過實施復墾復耕、增加早稻面積、發展再生稻等方式，糧食生產出現了恢復鞏固的好勢頭。2023年，南方省份凈增耕地739萬畝，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期待各地進一步增強抓糧的思想與行動自覺，牢牢守住自己的“責任田”，一起端穩“中國飯碗”。

責任編輯：何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