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在實踐中破解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

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如何讓“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協同發力，堪稱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西方經濟學通常把“政府—市場”看作是二元對立的，當今世界西方國家出現種種治理亂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錯亂。實踐表明，成功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能簡單用政府和市場“大小強弱”來概括，盲目將西方經濟學關于“政府—市場”分析框架用于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往往會導致錯誤的政策選擇。

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中，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不斷深化。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鄧小平同志評價說，“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對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內涵的新發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決定》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位置，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這闡明了政府和市場更好結合的內在邏輯，是對政府和市場關系認識的理論創新與拓展，進一步深化了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對政府和市場關系作了深刻闡釋，他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就告訴我們，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一定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在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的過程中，我國成功探索形成有效的經濟治理架構。我們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互促進、有機統一，實現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不斷推動微觀領域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宏觀領域政府調控有度、市場經濟體制高效公平運行、基本經濟制度充滿生機活力。進一步看，正是始終堅持政府有為、市場有效，我國不斷創新發展理念、破解發展難題，從而創造出震撼世界的發展成果。可以說，沒有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突破和實踐超越，沒有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變革與重構，就難以造就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的40多年，是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不斷作出開拓性探索的40多年。我國始終立足國情實際，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持續推進改革深化，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走出了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具有世界意義的發展道路，為破解政府和市場關系這一世界性難題提供了中國答案。

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整體上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有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增強社會活力，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然要求統籌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用好價值規律、競爭和供求規律等市場機制，進一步解除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讓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物質基礎；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彌補市場失靈，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和經濟平穩健康運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同時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公平正義、扎實推進共同富裕，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重大原則等，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戰略部署。把這些戰略部署落到實處，把中國式現代化藍圖變為現實，就要更好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堅決破除妨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體制機制弊端，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更好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大動力、提供制度保障。

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各類企業活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細胞，是創新創業的主體，是整個經濟充滿生機活力和蓬勃發展的基礎。要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使資源依據市場規則進行更為有效的配置，最大限度激發企業等各類經營主體的創新創業活力，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另一方面，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做到不錯位、不越位、不缺位，把重點轉到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上來。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要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強化政策統籌協調，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穩定，不斷提升宏觀經濟治理能力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必須繼續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讓“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各展其長、同向而行，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合力，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取得新進展新突破。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力點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是改革開放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全面深化改革重要位置，謀劃和部署一系列重大任務和舉措。

通過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國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健全，高質量發展取得扎實成效，國家綜合實力實現歷史性躍升，在富起來、強起來的征程上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實踐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極大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發展、極大增強了黨和國家的生機活力。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經濟體制改革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著力點，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促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

面對國內國際的重重挑戰，必須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體制保障。對照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當前我國還存在明顯的短板與弱項。比如，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體系整體大而不強、全而不精，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狀況沒有根本改變，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民生保障、生態環境保護仍存短板，等等。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在這些關鍵性基礎性領域實現突破和創新。

其一，聚焦“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發力。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不斷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各類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潛力充分釋放。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要素價格機制，防止政府對價格形成的不當干預。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其二，聚焦“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發力。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是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牛鼻子”。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市場體系、企業制度、宏觀管理、財政金融、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對外經濟等諸多方面。其中，政府和市場關系居于核心位置。只有將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具有全局性和牽引作用的“牛鼻子”牢牢抓在手上，才能以重點帶動全局，解決好經濟體制中的深層次問題，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邁進。還要看到，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響和傳導作用，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決定著其他方面很多體制改革的進度，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然要求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和牽引，帶動其他領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協同推進、形成合力。著眼目前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觀經濟活力不強等問題，我們必須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一核心問題持續發力，深化相關領域改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讓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

其三，聚焦“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發力。《決定》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之一是“堅持系統觀念，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一種工作方法，也是一種戰略思維，既是改革成功的寶貴經驗，也是繼續前進的制勝之道。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堅持系統謀劃、整體推進、協同發展。而這一切，離不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作為有機整體內在統一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能僅僅單就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必須將其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科學的頂層設計進行系統謀劃、總體布局，進一步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協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使各方面體制改革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使各方面自身相關環節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找準政府行為和市場功能的最佳結合點，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切實把政府和市場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把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向深入。

形成新質生產力需政府市場協同發力

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體現為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加快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一個長期性的系統工程，必須要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

新質生產力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驅動形成的。但關于政府在科技創新和技術變革中的作用，學界存在認識誤區，即認為創新的涌現只能來自市場，市場天然鼓勵和推動創新，政府的干預只會阻礙創新。而考察人類科技創新發展史和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可以發現，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政府在引領技術革命中都占據重要地位，在創新方面均發揮主導作用。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歷程也證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是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繁榮、促進先進生產力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正是因為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國才得以不斷取得科技領域的重大技術突破，實現由“跟跑”向“并跑”甚至“領跑”邁進。因此，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歷程和我國的改革開放偉大實踐都表明，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對技術突破、產業發展和生產力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一方面，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進重大科技攻關，實現原創性、顛覆性、關鍵性技術創新的瓶頸突破。在增強國家科技競爭力的過程中，政府投資科技項目起著十分重要的引導和支撐作用。由于科技創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等特點，加之新領域新賽道新產業上的重大技術創新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一般的企業很難承受這種研發的周期，也很難承擔這種創新失敗的風險，因而只能通過政府來推動此類基礎性、關鍵性技術的研發攻關。在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上，政府要加大力度集中穩定地投入，以產生積累性效果。與此同時，關鍵科技攻關項目尤其是重大基礎研究攻關項目往往需要多元創新主體的共同參與。政府在組織協調上擁有不可比擬的優勢，應通過規劃引領、政策引導、財稅支持等方式，將產業鏈上下游的企業協同起來，提升全社會創新效率。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促進科技成果高效率市場轉化。在市場的激勵下，大量的企業在新興技術路線上試錯、競爭與合作，進而開發出新技術、新產品，產生新業態。因此，要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破除制約民營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制度障礙，大力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力度，支持建設政企聯合研究平臺載體，鼓勵領軍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只有“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協同作用，實現政府有為、市場有效，才能更好助力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

新型舉國體制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體制機制，同時，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重要體現。近年來，一些西方國家構筑“小院高墻”，不斷對我國挑起貿易戰和科技戰，并持續采取技術封鎖與遏制，我國在電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領域仍面臨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這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必然要求。在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下，新型舉國體制強調政府和市場的有機結合、協同作用，既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發揮政府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統籌協調作用，瞄準重點領域、重大項目和重大任務，集中優勢力量攻堅克難取得突破，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圍繞國家發展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推動各類創新要素集聚與高效配置，實現有限創新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并充分調動各類經營主體的創新活力，凝聚合力創造更大創新效能。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洶涌浪潮，面對百年變局之下激烈的大國競爭，我國要加快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針對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戰略博弈必爭領域精準施策，注重發揮國家實驗室引領作用、國家科研機構建制化組織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主力軍作用和科技領軍企業“出題人”“答題人”“閱卷人”作用，有組織推進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實現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加快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發展主動權。

（作者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責任編輯：解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