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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負不是減責任、減擔當，而是通過理順權責，推動治理提效。群眾熱切期盼基層干部多辦實事、多解難題，基層干部也盼著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大展拳腳、有所作為。浙江通過富有針對性的措施，從根源上破解形式主義頑疾，讓基層干部看到變化、感受到成效，由此激發廣大黨員干部擔當作為的積極性、提振干事創業的精氣神。
回歸“方寸”之凈，黨群陣地煥發新顏
走進杭州市錢塘區白楊街道大北社區黨群服務中心，辦事大廳整潔敞亮，面前的服務臺上只有一張“綜合服務崗”的標識。“變清爽了。”大北社區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孫志芳介紹，“之前服務臺上擺滿了各級各部門的小牌子，群眾坐下辦事連伸手的地方都沒有。”
不僅僅是桌面，對外掛牌（豎排）、室外服務標識牌、室內功能指示牌等，過去大北社區內外墻上掛的各類牌子有22塊，工作制度20余塊，約40%的墻面面積被用來掛牌。“很多職能部門都希望到社區創建陣地，以此推動相關工作任務、治理要求等在基層落實，但每一次創建便需要一個空間、一塊牌子、一套制度”，“牌子掛了，如果能帶來相應的服務保障我們也歡迎，但實際更多是考核、材料報送、工作留痕等要求”……當基層陣地變成了“掛牌陣地”，基層干部整天“忙事務”反而沒空“抓服務”。隨著全省“濫掛牌”整治行動全面鋪開，大北社區按照“清虛牌、并同類、合制度”的原則對掛牌進行大幅摘除和整合，將部分“摘下”的制度做成手冊指引，整個牌匾區域實現了全面“瘦身”。
沒有掛牌擠占，社區騰出來更多空間服務群眾。瑜伽舞蹈室、百姓健身房、書享閱覽室……如今，大北社區黨群服務中心的三層空間中，80%的區域都可供群眾使用。“空間大了，歡迎群眾進來坐坐”，讓黨群服務接上了“地氣”、更積攢了“人氣”。
牌子少了，多出來的不僅有空間，還有干部服務老百姓的時間。今年暑期，社區新開設了“托管班”，組織社工干部幫助居民帶娃40余名，有效解決了轄區內學齡兒童假期無人看管的實際困難。據有關數據，整治開展以來，社區干部用在完成上級交辦各類任務上的時間減少，但花在外出走訪、服務群眾上的時間增加了30%以上。時間分配一降一升，增加的是守護“最后一公里”的誠意和溫度。
解綁“指尖”之負，干部走到群眾身邊
“做好防汛防臺工作”“上門慰問高齡老人”“查看大橋工程的施工進度”……周一早上，長興縣林城鎮大云寺村村干部朱蓓早早排定了這一周的重點工作日程，她談道：“以前筆記本上記的是各式各樣的App‘打卡’任務，現在終于卸下了指尖重負。”
“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曾困擾眾多基層干部，亦被不斷吐槽和詬病。在去年工作基礎上，今年，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會同網信辦等部門，圍繞政務應用、政務公眾賬號、工作群組和“手機答題”中存在的強制使用、過度留痕、隨意排名、多頭填報等4類不合理使用要求，深化糾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
省下來的精力，和村民一起謀思路、促發展。“最真切的體會就是進村了解情況的時間多了！”龍游縣模環鄉的一名干部欣喜地介紹起“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專項治理給基層帶來的改變，“以前各種打卡投票多，進村一趟手機‘響個不停’，現在不僅手機‘清凈’多了，我們干部摸排解決村民急難愁盼問題的時間也多了。”溫嶺市松門鎮松建村黨支部書記王海濱也表示：“基層減負把我們從很多無謂的事情里解脫出來，我們有更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鄉村發展工作當中。今年村里‘大動作’不少，AA級旅游景區村創建、760畝糧食功能區整治提升、上坦新區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都在穩步推進中，大家齊心協力，一定能把村子建設得更美好。”
剎住“指尖”歪風，不僅提升了基層干部戰斗力，更帶來擔當實干新氣象。走進江山市碗窯鄉府前村，村委委員吳東紅正拿著一份“未來鄉村建設項目”方案，走村入戶征求群眾意見。他談道：“現在村民再也不說我們是‘網絡干部’了，我們也有時間認真傾聽村民的所想所需，把工作更多做到群眾心坎上。”
余姚市紀委監委以嚴明紀律保障基層減負落到實處，讓干部“身輕”干勁足。圖為市委第四巡察組成員深入山區走訪農戶，核實惠農補貼政策落實情況。王永春 攝
理順基層權責，放開手腳輕裝向前
“以前真的是無知無畏，那些蓋出去的章沒出問題完全是運氣好，現在想想都有點后怕。”日前，余姚市馬渚鎮瑤街弄村一名村干部把新修訂的“村社出具證明和蓋章事項取消清單”貼在村委門口。
無犯罪記錄證明、身份證遺失證明，甚至學生的假期社會實踐證明……過往，隔三差五便有群眾找上門來，要求出具各類證明。其中不少證明，村社其實沒責任、也沒能力去“證明”。
“社區要承擔大量如食品安全、違法建筑、占道經營等排查任務，占用時間多不說，關鍵是社區工作人員既沒有執法權，又缺乏相關專業知識，遇到問題沒有辦法處理，檢查就容易變成走過場。”杭州市錢塘區在“村社的一天”蹲點調研中發現，權責關系不清、部門責任“屬地化”等，是基層反映比較集中、比較強烈的問題。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資源、能力與任務不匹配是基層負擔重的癥結所在。從優化政府權責配置入手，全面建立村社依法依規履職事項清單，通過開具務實合理的任務“單子”來減輕基層的“擔子”，正是浙江破解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問題的關鍵之舉。
為進一步規范村社網格事項，杭州市按照禁止部門職能轉嫁事項、取消專業性過強事項、合并同類事項和退出利用率較低事項的原則，制定《杭州市網格事項正面清單》，將現有272項網格事項正面清單縮減至19項；并針對基層反映強烈的形式主義突出問題和表現形式，制定了《杭州市網格事項負面清單》，明確“十禁止”的規定。清單之外，進一步構筑起“事前準入、事中監測、事后處置”的“防火墻”機制，如在“事前準入”關口，對一些需要新增到基層的工作事項、填報的數據報表及使用的政務應用等，實行“凡進必審”，做好源頭管控工作。
讓村社減負出成效、治理提效能，衢州市柯城區探索推出“減負碼”創新舉措，通過掃碼即可實現清單外不合理任務“一鍵反饋”。前不久，柯城區白云街道網格員繆昊然手機上收到一條信息：“根據工作安排，需要您發動群眾參與‘社區居民問卷調查’，你們社區的任務是90份，請盡快完成。”判斷該任務不屬于準入事項后，他立即掃描“減負碼”錄入反饋問題。隨后，經過社會工作部門有關工作人員介入處置，相應事權單位對不符合清單規范的任務做出調整。
“厘清了該干什么活、能辦什么事、應擔什么責，才能真正把基層從‘千條線’中解放出來，讓基層干部卸下負擔、輕裝上陣，有更多精力和時間為群眾辦實事。”提及減負工作開展以來的感受和期待，紹興市上虞區崧廈街道的一名干部如是說。
（本文刊載于《中國紀檢監察》雜志2024年第19期）
責任編輯：黃純香 劉希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