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開動后，有同行者驚訝地問一位戴眼鏡的瘦高個兒青年：“背包里怎么帶了這么多草根？”他回答說：“西北可能需要。”

這些青年是為了響應國家“支援大西北”號召而奔赴陜西楊凌的，他們將成為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西北農業生物研究所（后更名為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以下簡稱“水保所”）的生力軍。

其中，背草根的青年來自中國科學院遺傳選種實驗館（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前身，以下簡稱“遺傳發育所”），名叫李振聲。當時的他不會料到，書包里的這些草根，經過他長達25年的漫長研究，會孕育出第一粒抗病、高產的遠緣雜交小麥“小偃6號”，有效遏制了條銹病蔓延，開啟了我國小麥遠緣雜交育種的新紀元。

為了讓老百姓吃飽飯

1956年，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人均糧食產量約306公斤，遠低于人均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線。讓人民群眾吃飽飯，成為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

當時，小麥條銹病在我國黃河流域肆虐，一年便能導致小麥減產超百億斤，相當于當時我國糧食總產量的二十分之一，讓本就餓肚子的中國人更是雪上加霜。周恩來總理提出，要像對付人類疾病一樣來抓小麥條銹病防控工作。

小麥條銹病危害巨大，其病菌夏孢子堆成熟破裂后散發出大量鐵銹色的夏孢子，在空氣作用下幾天內就可蔓延至整個地塊。小麥一旦染病，嚴重時會減產30%到50%，甚至絕產。

更棘手的是，利用普遍采用的育種方法，將外來抗病小麥與本地小麥雜交，培育抗病新品種需要8年左右。而小麥條銹病對這種“近親繁殖”的新品種產生適應性變異、讓其失去抗性平均只要5年半。

李振聲來到關中平原，看著一片片延伸到天邊的小麥田，體會到小麥條銹病的可怕。“穿條黑褲子在麥地里走一趟，褲子就會變成黃色，有的農民就在地頭哭。”

如何才能補救育種速度趕不上病菌變異速度的致命缺陷？李振聲苦苦思索破解之道。

出生于山東淄博農村的李振聲，少年時經歷過貧困和饑荒。連年旱災，村里的榆樹葉和樹皮都被吃光了，蔥根蒜皮也被當作食物。這讓他深知糧食的寶貴。

高中二年級時，李振聲為減輕家里的負擔，輟學到濟南找工作。那時，山東農學院一則招生啟事中的“免費食宿”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試考成功，從此走上小麥育種道路。

畢業后，李振聲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遺傳選種實驗館。進入中國科學院，他在驚喜之余也有一絲遺憾：想做遺傳育種研究的他被分到了栽培組，與各種牧草打起了交道。那時的李振聲不會想到，這個看似與小麥育種無關的工作，會讓他開辟出一個小麥遺傳育種的新領域。

看著從北京帶來的草根，李振聲產生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能不能通過將牧草與小麥雜交，培育出一個抗病性強的小麥品種呢？

“小麥經過了數千年的人工栽培，就像溫室里的花朵，抗病基因逐漸喪失；而野草在自然界通過層層篩選，不抗病的個體都被淘汰了，是非常好的基因庫。”李振聲想，如果把野草的抗病能力傳遞給小麥，不就能大幅提高小麥的抗病性嗎？

這個設想得到植物學家聞洪漢、植物病理學家李振岐的支持。

但是，小麥演化至今經歷了近萬年時間。人工育種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需要多長時間，李振聲并沒有把握。

事實上，蘇北農學院畢業的陳潄陽比李振聲先來水保所，她試圖把濱麥草的多年生性和抗病性傳遞給小麥，可研究了兩年，小麥性狀沒有一點變化。

李振聲查閱國際研究文獻后認為，只要方法得當、堅持不懈，這條路是走得通的。他把攜帶的牧草草根種在水保所的院子里，搭建了簡易的半地下土溫室繁殖種子，并迅速牽頭組建了一個青年科學家課題組，成員包括陳潄陽、李容玲、劉冠軍等。

讓親緣關系較遠的牧草和小麥進行“遠緣雜交”，有三道難關擋在他們面前：第一，雜交不親和，很難實現；第二，雜種不育，后代像馬和驢的后代騾子一樣，沒有繁育能力；第三，后代“瘋狂分離”，抗病性狀很難保持。

但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李振聲帶領課題組成員迎難而上。他們最初挑選12種牧草與小麥雜交，只有3種成功。其中長穗偃麥草的后代長得最好，于是他們便把它作為研究重點。偃麥草花期比小麥晚，他們加燈補光調整開花期，使它提前兩個月開花，成功授粉；雜交品種不能發芽，他們蹲在田里對小麥逐株排查，找到雌雄花正常的雜種，與父、母本反復進行正反回交；有時一個雜種看著很好，下一代卻面目全非，他們就一次次地重新鑒定、篩選……

偶然和必然

研究進行到第八個年頭，理想的麥種還是沒有出現。

“搞遠緣雜交就是不著邊際的事”“既糟蹋經費又浪費時間”……一時間，非議紛至沓來，課題組陷入困境。

幸好，剛開始研究遠緣雜交時，李振聲想起剛到中國科學院時聽過艾思奇有關哲學的論述，采用“兩條腿走路”的策略，同時還做小麥品種間雜交研究，沒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這種遠近目標相結合的做法幫了大忙。當時，研究團隊通過小麥品種間雜交選育的一些品種在陜西得到推廣，遠緣雜交研究才得以繼續。

1964年夏天，小麥成熟前一個多月陰雨連綿。6月14日，天氣突然暴晴，1000多份小麥雜種后代一日之間幾乎全部“青干”——葉子還綠著，植株變干了。只有一株扛過了強烈的太陽光照射，保持著金黃色。

這一未被“青干”的雜交種，給了李振聲課題組莫大的信心。這個被稱為“小偃55-6”的材料，既抗高溫又抗病害，成為后來大面積推廣的“小偃6號”的“祖父”。

“科研工作偶然中有必然，就看你能不能抓住這個機遇。”李振聲談到這次“偶然”和“機遇”時如是說。那時候，他每天都在地里查看，細致到完全不看記錄本，就能說出哪個材料長在哪個地方，最終敏銳地發現細微的差異。

“小偃55-6”只是初步成功，讓遠緣雜交種走向生產應用依然任重道遠。

1965年，李振聲帶領課題組轉到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西北植物研究所（以下簡稱“西北植物所”，后合并至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除了該所的七八畝試驗田，他還千方百計在附近的官村開辟了30畝試驗田，開展遠緣雜交育種研究。河北農業大學的畢業生穆素梅、鐘冠昌被分配到該所，跟隨李振聲開展研究。

穆素梅記得，從西北植物所去官村試驗田要走10里土路，那時全課題組僅有一輛自行車，每到播種、授粉季節，李振聲就和同事們一起背著饃從所里步行到官村。每年10月小麥播種季節，一碰上連陰雨，路就不好走，雨鞋陷進泥窩里，鞋子裹著泥巴越走越重，平日里一個小時的路程得走將近兩個小時。

農民播種小麥時，胳膊挎著荊條編的笸籃，手伸進去抓一把麥種撒在新翻的溝壟里，就完成了。課題組播種就不一樣了，要規劃好每個材料的種植行數，稀少的材料甚至要一粒粒播種，還要給每行材料寫一個標識牌，插到地頭。

提起播種，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高級實驗師周漢平回憶，當年剛進課題組不久，他就領教了李振聲的“怒火”。

那次，秋雨連綿下了半個月，為了不影響后期研究，大家冒雨播種。地里泥濘不堪，周漢平干活就有些粗糙，沒想到，他的馬虎被李振聲發現了。

“雨再大，也要按照規矩來。”一貫好脾氣的李振聲極為嚴厲地對周漢平說，“只有在很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看到遺傳上的差異。”說著，李振聲自己做起了示范。這讓周漢平深受教育，在后來的試驗中，他都非常仔細。

不光是播種，收麥、拉車、脫粒這些費時費力的活兒，課題組也都自己干。

麥子收割時，熱浪炙烤得樹葉都失去了水分，一片片耷拉著。他們頂著熱浪把遠緣雜交的麥子拔出來，放在架子車上拉回西北植物所。

珍貴的材料不能用機械脫粒，他們就蹲在地上，手上套個小搓板，在麥穗上來回搓幾下，讓麥子落到身旁的盒子里，然后用小風扇吹掉麥殼，再查看籽粒的數量、顏色、飽滿度，最后裝進一個牛皮小袋中，標上編號。

時光飛逝，寒來暑往。官村的試驗田里慢慢建起了平房、倉庫，蓋起了一棟二層小樓，大家不必每天來回20里路看麥子了。

1970年，李振聲課題組經過連續6年反復的雜交和回交，得到一個非常好的新材料，命名為“小偃96”——這就是“小偃6號”的“父親”。這個材料具有抗病、早熟、抗干熱風、優質等優良特性。用它做親本進行雜交，次年終于得到了第一代“小偃6號”。

不過，這時的“小偃6號”仍存在育性不穩定的問題。直到1977年，課題組用激光對雜種進行輻照并反復繁育至第七代，才得到一個特優單株——也就是后來黃淮海地區普遍種植的“小偃6號”的原始株。

“我們對這個單株采取了‘破格’處理，把它的種子均勻地播撒在一個小區內，結果群體性狀一致。”李振聲說。

這批種子在有限灌溉條件下畝產超過350公斤，比對照品種增產17%。這些成果讓小麥遠緣雜交課題組在1978年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記者馮麗妃）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