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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 記者 劉旭 2019年9月1日，趙云龍一行人抵達了肯尼思·卡翁達國際機場——這座機場位于贊比亞首都盧薩卡，機場的新航站樓由中國企業承建。趙云龍到達時，旅客很少，機場停著的飛機一只手就可以數過來。門口的馬路緩緩駛過一輛拖拉機，路對面立著兩塊廣告牌：一塊是中國銀行；另一塊是百事可樂，上面用英文寫著：歡迎來到贊比亞。
趙云龍參加的是一支來自中國河北的考察團，由形形色色的商人組成：從事紡織行業的、做教育的、賣牛肉干的，他們來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生意機會。趙云龍的目標是：農業。
趙云龍多年從事農業，在新疆經營著約20萬畝土地，但當地土地租賃政策頻繁變動，產量天花板也在逼近，他決定出海看看。15天的考察中，他觀察到贊比亞政局相對穩定、外匯充足且可以相對自由兌換，更重要的是，這里的氣候土地條件非常適合農業耕作：平均溫度高，作物一年可三熟，國土面積的57%都適合農耕，土地一畝租金不足1元人民幣，遠低于國內——國內一些地區每畝田的租金達到了700元—1000元。
趙云龍與合伙人決定投資贊比亞農業。他將這片由贊比亞“母親河”環繞的近2萬畝荒地項目命名為“贊比亞萬頃土地開發項目”。來自中國山東的拖拉機用兩個月時間，跨越萬里海洋，來到這片位于赤道與南回歸線之間的土地上，開墾萬畝農田。
技術人員都是趙云龍的老部下，他們每年有一半時間派駐贊比亞，解決技術難題，年薪30萬；而管理人員基本是曾經在中國留學過的當地學生，他們精通中文、英文和當地語言，管理著農場數千名以當地人士為主的工作人員。
左為技術專家 圖為研究小麥品種
數千年來刻在東亞人農業基因里的“精耕細作”在這里并不適用，與其精耕細作，不如開荒拓土，因為人力成本較低，并不需要大規模機械換人。兩年種下來，趙云龍算了算賬，即使是用比較傳統的耕作方式，每畝地的投資回報率也高于國內30%多。
趙云龍已經決定將重心放在贊比亞。他希望給正源源不斷趕來這片土地尋求機會的中國商人一個建議：在從這片土地獲得收獲的同時，要想想能給這片仍被貧困困擾的土地留下些什么。
到非洲種田去
來到贊比亞前，趙云龍曾去埃塞俄比亞投資過。2017年5月，受到一位多年在當地從事工業品生產朋友的邀請，趙云龍趕赴埃塞俄比亞考察。考察后，趙云龍認為當地土地價格、土地資源和氣候適合做農業，便在當地承包下來一小塊土地。但很快，埃塞俄比亞局勢出現動蕩，趙云龍只能撤出了非洲市場。
2018年，趙云龍在河北石家莊以嘉賓身份出席一次非洲國家的投資推介會時，結識了時任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亞太事務總監的蔣學軍。在了解到趙云龍在埃塞俄比亞投資遇到的種種問題后，蔣學軍建議他可以去贊比亞看看。
2019年，趙云龍抵達贊比亞，開啟了為期15天的考察。
站在距離贊比亞首都盧薩卡車程不到一個小時的土地上，趙云龍望著這片被荒草覆蓋的荒地，荒草之上是稀疏的樹木，直徑普遍在10厘米—20厘米，長著茂盛的綠色或紅色的葉子。
當地人定期用火清理這些植物，也在地面上留下了一層灰土。趙云龍采樣化驗后發現，灰燼中含有氮和鉀，土壤經過一層又一層的草木灰覆蓋，變得肥沃無比，幾年都不必額外施肥。
贊比亞的國土面積，大約相當于中國河南省面積的4.5倍，其中57%的土地都適合農業耕種。這里的平均溫度常年在20度左右，年平均降雨量為1270毫米，每年最多能種三輪作物。
當地地下水資源并不匱乏，水井大多由其他國家援建而成，5米深就可以出水。如果是1000畝耕地，水井打入地下30到50米就夠用了。趙云龍在朋友圈記錄道：“田里的水位不深，當地人取水很容易。”
當地的水井
總的來說，這是一片適合耕作的土地。
贊比亞勞動力充足，還擁有充沛的外匯儲備以及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吸取了在埃塞俄比亞投資的教訓，趙云龍將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看作海外投資的首要條件。
根據商務部2022年發布的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贊比亞政局長期穩定，2022 年全球和平指數排名中，贊比亞位居非洲第4。趙云龍說：“疫情期間，非洲很多地區人們失去了工作和收入，社會出現一些不安定因素，但贊比亞在疫情期間還進行了大選，那里人們生活也跟平時一樣，一直很穩定。”
贊比亞是世界第二大銅產國。趙云龍經過調研，發現當地人也有一定消費能力，國家無外匯管制，貨幣可以自由兌換美金。由于有大量中國企業，當地人也很認可人民幣。趙云龍說：“要換錢的話都不用到銀行去，隨便找個超市就可以。”
贊比亞當局也非常支持外國資本對農業的投資，將農業列入優先發展的六大領域之一。在稅收等多方面給予優惠政策。
考察之后， 2019年11月，趙云龍與合伙人斥資840萬美元，在當地成立一家名為愛普農的公司。
玉米苗
墾荒時代
拿地是出海農業人的第一步，往往也是最困難的一步。2017年，趙云龍在埃塞俄比亞投資時，就曾遭遇自己購買的土地被二次出售的情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的一份報告顯示，贊比亞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有兩種基本形式：租借制土地所有制和傳統土地所有制。贊比亞國土面積94%的土地都是傳統土地所有制，換言之，是歸傳統部落的酋長管轄。
趙云龍介紹，一般情況下，租賃人會通過中間人找到酋長，商量好租金和面積后，再拿著酋長的許可去土地局申請。政府會派工作人員監督土地測量，將租賃土地的坐標完整記錄下來，確認無誤后就會頒發土地證。承租人再將土地轉移至公司名下。
許多中間人稱自己有渠道，可以幫忙把土地證“跑”下來，但需要先收一筆一萬或兩萬人民幣的資金來“打點”，過段時間還會以同一理由反復索取資金，有的中間人用一塊土地同時與多人交易，讓買家之間互相爭地。
趙云龍說，曾有一位外派贊比亞的經理，因為看好當地市場，便融資了2000多萬元打算投資農業，但他不熟悉相關程序，在租賃土地這一環節就賠得一干二凈。
趙云龍幸運地接手了朋友手中現成的兩萬畝土地，免去了復雜的流程。這片土地位于贊比亞北部省的一處靠近贊比西河的地塊，由17塊地皮組成，租期99年，記錄坐標的文件有20厘米厚。
這片土地畝均成本一年不足一元人民幣，不過幾乎是荒地，趙云龍需要從零開始開墾、建設。
拖拉機在進行深耕作業
三臺2604型拖拉機，裝進集裝箱，從山東出發，經過一個月的海運到達坦桑尼亞港口，再經過一個月的陸運到達開發地——20世紀60年代，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由于缺乏維護，運營效率較低，因此從坦桑尼亞到贊比亞主要依靠公路運輸。
由于土地面積較大，趙云龍選擇了分片開墾的方式，將近2萬畝土地分區，利用機械將第一塊土地開發完后進行種植，再開發第二塊土地，這樣輪番作業能節約大量的機械購置成本。
土地上的草木清理完畢后，拖拉機入場，對土地進一步開發。未開墾的土地呈青灰色，拖拉機掛著爬犁行進，留下一道道車轍和犁印。
另一種種地的方式
趙云龍“出師不利”。
2020年初，愛普農公司才剛剛成立就趕上了疫情，大量航班“熔斷”，人員流動不暢，2020年12月，公司才有人抵達贊比亞，開始部分準備工作，直至2022年6月，公司才恢復工作。
疫情結束后，他觀察到當地的一些變化，一方面是由于疫情時期大量企業停轉，就業機會減少，勞工價格不斷走低，此前勞工報酬大約在50美金一個月，疫情后，有的勞工表示降到10美金就可以，甚至還有一部分勞工不要錢，只要求管飯；另一方面，由于疫情中當地很多農場停止運轉，糧食安全出現隱患，也推動政府更加重視農業生產。
趙云龍的農場每年在當地需要5000人次的人工作業，解決了當地不少就業崗位。在類似采摘等環節，趙云龍也會多采用人工作業。“人工采摘的質量也會更好。”趙云龍說。
寬闊的土地、適宜的氣候和較低的人力成本，與國內相比，在贊比亞種地完全是另一種思路。
趙云龍在國內時，運營著一家位于新疆的農業公司：新疆渡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經營著新疆大約20萬畝土地，實現了自動施肥和自動澆水，收割機也配有GPS導航功能，人工設置好路線后，就可以自動完成一系列耕種任務，整個過程幾乎不需要人力參與。
趙云龍說，在國內種地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個是機械替代人力，另一個是精耕細作，追求極致畝產。
但在贊比亞，這兩個思路不完全適用，一是較低成本的人力可以替代機械耕作；二是精耕細作遠不如開墾新的土地劃算，畢竟當地仍有大片荒地等待開發。
趙云龍在新疆的時候，種玉米畝產可以達到一千五百公斤，但這種情況一般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進行土地維護和精細化管理，但在贊比亞，用最簡單的方法種，一年三熟，畝產也能達到六百至七百公斤，“有精耕細作的那個時間，不如多開墾幾畝荒地。”趙云龍說。
趙云龍算過賬，在新疆種地投資回報率約為70%，但在贊比亞，由于土地、人力成本較低，投資回報率超過100%。
贊比亞紫外線充足，溫度濕度也適宜玉米存放，可以不用烘干環節。當地的糧食需求高，以玉米為例，最多囤兩個月就分銷給當地糧食部門和磨坊場，也不需要大量倉儲設施。趙云龍說：“如果不追求期貨價格，糧食隨時都能賣掉。”
贊比亞是一個適合農耕但依然缺糧的國家，但由于缺乏機械、工具和技術，當地農業并不發達。據趙云龍介紹，不少當地人也會出租一半土地，利用租金購置機械，來耕種另一半土地。
由于缺乏高級技術人員，趙云龍的農場需要從國內引進技術人員，包括一名負責機械維修的技術人員、一名種植規劃師、一名專門防治病蟲害的技術人員。三位技術人員平均50歲左右，他們都是多年跟著趙云龍從事農業生產的技術人員，每年他們會來贊比亞半年左右，年薪30萬元人民幣。
由于雇傭群體龐大，趙云龍選擇了讓當地人管理當地人的方式。他選擇的管理層大部分為在中國留學過的贊比亞學生，這些留學生會說中文、英文和贊比亞當地語言。趙云龍給他們開出了每月3000元人民幣左右的工資，這在日均收入不足30元人民幣的贊比亞，是一份不錯的工作。當地就業機會不多，很多留學生回國后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
目前，趙云龍還在資助兩位正在長沙留學的贊比亞學生，希望把他們培養成公司的管理層。
農業出海
趙云龍已經將事業的重心放在了贊比亞。在他的設想中，這個萬頃農田項目最終會變成一個包括養殖業、農產品加工、有機農場、肥料廠在內的大型農場。
他說，一方面國內業務的運轉已經比較成熟，另一方面，國內一些地區土地承包政策每年都在變，以前是五年一租，現在已經變成一年一租，租金還在不斷上漲，每畝地的租金達到700元—1000元，發展已經遇到了瓶頸。
他觀察到，周圍有很多原本不是做農業的企業也在出海做農業，有的是建筑企業、有的是化工企業，甚至是一些科技企業都在海外布局農業，他的一位朋友剛剛在哈薩克斯坦承包下了九萬多畝地。
他覺得中國企業在非洲有很大優勢。由于中國長期的援助，當地對中國企業比較友好，“像在馬達加斯、莫桑比克、肯尼亞等國家，當地人不管認不認識你，都會過來聊天，非常熱情”。趙云龍在當地一些大型基建項目中看到了中國企業的身影。“國內來的‘老大哥’們也會幫忙處理很多事情。”趙云龍說。
他的萬頃土地項目就得到了很多中國出海人的幫助。現在，他也打算向其他中國企業家提供這種幫助。“我是特別愿意幫助農業企業來非洲，他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很愿意提供一些無償的幫助，希望大家能越做越好。”趙云龍對記者說。
趙云龍和不少人提過一個想法，他覺得可以由官方機構或者大型國有企業出面，在當地承包土地，再以招標的形式，吸引國內企業去當地投資農業，這樣可以幫助企業越過最難的土地關，還能篩選出一批更有效率的企業。
對中國商人而言，非洲仍是一片財富和風險交集之地。
在非洲的這幾年，趙云龍見識了不少腐敗案例。趙云龍的司機和保姆是當地夫妻，曾計劃竊取趙云龍1萬元。趙云龍報了警，警察審訊完后，對趙云龍說交5000元錢可以對他們“嚴懲”，趙云龍連忙擺手，說沒必要。
趙云龍也見識了不少極具戲劇性的財富故事，比如一個中國人被親戚騙到非洲做裝修生意，結果資金被親戚卷走，自己無奈只能留下開了個小餐館，因為當地人河流里有大量龍蝦、羅非魚，可以隨意捕撈，他的餐廳就專門做龍蝦賣給中國人，旅游旺季一天營業額超過3萬元人民幣。
但在趙云龍看來，比起財富上的索取，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需要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融入當地，為當地的發展作出貢獻。
“你一定要讓他們知道，我們只是臨時的在這里的，你創造的價值最終是要造福當地的。”他講起一個故事，一位友商和當地農業部門開會時提到一句：“我買了你們土地99年”。當地農業部門立刻糾正，“我們的土地是國家的，不是出售，你只是以投資的形式租賃，請注意你的用詞。”趙云龍說：“確實是這樣，你租了99年無非是時間比較長，土地還是人家的。”
2020年初，趙云龍為當地捐獻了兩萬五千只口罩。時任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亞太事務總監蔣學軍知曉后，還特向他發來書面致謝。
當地人工作的習慣是工作一兩周就辭職，等錢花完了，再開始工作，所以大部分公司的工資是周結，此外，還有大量流動人口。為此，趙云龍在農場里建了宿舍和食堂，還和當地孔子學院一起辦了一所小學，趙云龍希望能夠用這些設施讓當地人能夠長久地在一個農場工作下去。
“他們在這里扎根了，有工作做、有土地耕作，到最后我也會和他們講，你們在種植了多少年以后，我會把土地無償地給到你們。”趙云龍說。
公司在當地為員工建立的生活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