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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認真落實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精神，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報社共同主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圍繞文化傳承發展這一主題，策劃了系列宣講。本場講壇來到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圍繞“大運河文化的構建與傳承”這一主題，帶領大家感受其中深厚的文化意蘊，體悟前人的探索，感悟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本次宣講是這個系列的第五場活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強調“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大運河就是名副其實的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文化遺產。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大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強調“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
歷史的運河、現實的運河、申遺的運河
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背景各異；地勢西高東低，主要河流自西向東奔流入海。要在如此龐大復雜的空間范圍內維系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需要高效的交通系統，以實現糧食和貨物在全國范圍內的運輸。在古代中國，大運河就承擔著這個重任，它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串聯起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維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歷史上，大運河通常由中央政府組織開鑿，主要功能是漕運。漕運是中國古代實行了千余年的一項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據文獻記載，大運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吳國，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形成了面向長安但以東都洛陽為中心的格局。在隋唐宋時期，漕糧通道以東西方向為主。元朝開始，隨著中國的政治中心遷移到北京，開通會通河和通惠河，形成了南北向全線貫通的京杭大運河，一直維持到了清朝末期。1855年，由于黃河改道，今天黃河以北的運河遭遇水源干涸等問題，漕運基本終止。其后，由于陸路和海路成為交通運輸的主要方式，北方大運河各段的航道功能次第荒廢，而南方的大運河仍然發揮著交通和水利的作用。
杭州鳳山水城門。 資料圖片
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講，大運河是可以和萬里長城齊名的中華文化坐標。特別是在江蘇、浙江等廣義的南方地區，運河與沿線人民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奔流不息的運河水滋養了一代又一代運河兒女。民間還有這樣一種形象的說法：在中國大地上，有一個大寫的“人”，一撇是北方的長城，而一捺就是縱貫南北的運河。這一說法很能說明大運河在中國歷史上的巨大影響力，而且這種影響力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充分認可。
1996年，國際工業遺產保護委員會發布了《國際運河古跡名錄》，對于中國古代的大運河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是中國第一條實現“穿山越嶺”的運河，在整體概念和建造上都有重要性，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水道之一，更是世界運河史上的里程碑。中國大運河是工業革命前全球開鑿最早、線路最長、延續時間最久的運河。從歷史角度看，一條大運河，就是一部古代中國興衰史，一部中華文化演進史。
但是，直到二十一世紀初，國內在古代大運河是不是文化遺產這一問題上還沒有形成共識。同時，運河遺產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被納入我國受法律保護的文物體系之內，歷史和科學價值沒有得到法律上的充分認定。在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之前，不少地區的運河，尤其北方地區的運河故道大多處于臟亂差的狀況，有些段落的運河變成了一潭死水，有的地方則像一條臭水溝，嚴重模糊了大運河原先眉清目秀的面孔。相對而言，京杭大運河在現實中保存的遺跡較多，而隋唐大運河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了。比如作為隋唐大運河主干的通濟渠，大部分已經成為可見或不可見的遺址。從今天的河南開封到安徽淮北，大運河古河道完全被埋于地下，早已面目全非。此外，運河沿線城鄉的開發建設對于運河環境造成了較大沖擊。很多人生活在運河邊，卻感受不到運河文化的存在。
面對這樣的尷尬局面，當時提出大運河申遺可謂困難重重。
2002年，國家啟動了南水北調東線工程。時任中國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的葛承雍提出，東線工程計劃利用的一部分河道系京杭大運河故道，這部分應作為文物古跡被保護起來。2005年，著名的“運河三老”——鄭孝燮先生、羅哲文先生、朱炳仁先生，提出加快京杭大運河遺產保護和申遺工作，他們為此給運河沿線18個城市的市長寫了一封公開信。2006年，由時任全國政協委員舒乙先生領簽的58位全國政協委員，向全國政協提交了《應高度重視京杭大運河的保護和啟動“申遺”工作》的提案，當時就被列為全國政協主席親自督辦的重點提案。同時，一批考古學家提出，大運河申遺不能只是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同樣重要，是中國古代大運河的重要構成，也應該加入申遺的行列。
為什么大運河要申報世界遺產？因為世界遺產是全人類最珍貴的財富，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確認的全人類罕見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和自然財產，也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具有突出意義和普遍價值的文物古跡和自然景觀。作為人類社會文明寶庫中的珍品，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就意味著文化遺產的價值得到了國際社會高度而廣泛的認可。所以，大運河申遺，意味著我們將主動承擔起更多保護人類共同遺產的責任。申遺能使遺產得到全球最高級別的保護，有機會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的技術支持和財政援助，尤其是為遺產地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同時，申遺也是向全球傳播中華文明，提高國際影響力，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最佳途徑之一。
大運河申遺：從“負起點”出發，走向成功
2006年，京杭大運河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國家把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和浙東運河加以整合，以大運河的名義列入了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運河申遺項目的規模十分宏大，從北到南，涉及八個省市、幾十個城市。由于基礎工作比較薄弱，遺產的家底不清，保存狀況較差，且運河故道分屬不同的管理部門，大大增加了申遺的組織策劃和實施難度。這不僅考驗著我們的智慧和能力，也考驗著全球世界遺產體系的兼容度和適應力。
作為廓清運河文化遺產面貌的重要手段，考古工作和學術研究也被提上日程。對歷史與現實、行政與經濟等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大運河進行識別和區分，是工作和研究的重點任務。對此，我們緊緊抓住了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在文物或者文化遺產的意義上，將大運河識別、區分出來；二是在世界文化遺產的語境下，提煉出中國大運河的突出普遍價值。
2010年，國家文物局委托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牽頭編制《大運河遺產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要求確定大運河的遺產要素，對大運河遺產作出清晰的分類和界定。2012年，《規劃》正式發布實施，與國家總體規劃相配套的各省、直轄市的運河遺產保護規劃也陸續出臺。
河南浚縣黎陽倉遺址。 資料圖片
依據對遺產整體的價值貢獻，《規劃》將大運河遺產要素分為運河水工遺存、運河附屬遺存、運河相關遺產三大類。大運河遺產被劃分成了10段，明確了大運河遺產全長3166公里，主線全長2681公里，第一次厘清了大運河遺產的規模。這一成果，成為全國各地、各行業溝通協調大運河相關事務的一個基準。
編制大運河保護管理規劃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有四大亮點。
第一個亮點是，“突擊”完成了一些專項考古調查與發掘。為配合大運河申遺工作，國家文物局專門批準了一批相關的考古項目，由有關機構集中人力突擊完成，取得了一批新發現和新成果，這對大運河申遺成功可謂功不可沒。比如，今天河南浚縣黎陽倉遺址（永濟渠段）的發掘成果，確保了大運河十個河段都有代表性遺產。商丘、淮北的三處河道考古遺址的發掘，使一千多年前運河的真容重見天日。山東濟寧南旺樞紐遺址的系列發掘，讓人們見識到大運河全線科技含量最高的“心臟工程”的構造和運作情況。淮安清口樞紐順黃壩埽工遺址，展示了古人因地制宜，運用蘆葦、竹子、稻草等簡易材料封堵決口、固堤護岸的真實細節。國際水利遺產專家到中國考察時就驚嘆于這一考古發掘，稱贊這處幾百年前的歷史遺跡是全世界運河史上的一個奇跡。
第二個亮點是，通過文獻研究、地圖分析和實地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確保調查成果、研究成果準確可靠。2010年，大運河遺產構成圖繪制完成，證明了大運河從春秋到清代的歷史格局是基本完整的，其主線河道加上遺址的留存比例高達85%。其中，從北京到杭州這一線，河道和遺址基本完整。從洛陽到淮安的通濟渠，也就是古代的汴河這一線，河道大約只保存了三分之一，其他則以遺址形態呈點狀分布，而永濟渠、浙東運河兩段基本處于完整使用的境況。這樣一幅運河遺產分布圖，為今天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提供了科學精準的數據支撐。
第三個亮點是，將世界文化遺產的評價標準與中國運河遺產的現實情況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符合實際的、實事求是的適用標準。我們認為，除了大運河的故道，那些與歷史運河保持一致方位走向的河道、即便是一些后期翻新的河道，只要能夠體現大運河遺產的價值，也可以列入大運河遺產的構成當中。
第四個亮點是，確定整體保護運河遺產的策略和兼顧各方的管理框架。大運河文化資源廣泛龐雜，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保護運河古跡雖然重要，但不能影響水利、交通部門的管理體系，更不能影響大運河沿線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因此，我們在幾千處大運河遺址中選擇了364項作為中國大運河遺產，并且合并了跨省市的同河段河道。此外，我們還在遵循國家河道管理范圍劃定原則及管控范圍的基礎上，確定了遺產保護區劃，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證水利和航運規劃的完整性。這些成果，也為今天的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確定管控保護區等，提供了基礎依據。
從大運河遺產保存、管理的實際情況出發，經過反復磋商，最終確定中國大運河采取點段申遺的策略，即選擇“古運河”各河段中最具代表性的段落構成系列遺產進行申報。這是當時能夠滿足世界遺產關于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優選申報策略。如前所述，中國大運河遺產全長3166公里，但申報世界遺產的“中國大運河”，被劃分成了31個組成部分，包含85個遺產要素，其中有27段河道，58個遺產點，總長度僅有1011公里。歷史上，中國大運河一般指隋唐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但是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大運河則包括了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以及浙東運河三個部分。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運河是一項持續了2000多年的國家工程，作為中國歷史上貫通南北的生命線，運河各段河道是因不同原因、在不同時期開鑿、修治的，主要依靠行政管理而成為一個整體。而且大運河一直都被大江大河（黃河、長江、淮河、錢塘江）分隔，并未形成一條不間斷的、一以貫之的人工水道。所以，大運河的點段申遺策略，是符合歷史邏輯的。
當然，這樣一種申遺策略并非盡善盡美。一些重要遺跡因保存狀況不佳或整修不當影響了真實性而被迫割舍。比如，有的重要古鎮或碼頭，因為翻新，破壞了原來的歷史風貌，丟失了文物古跡的真實性，故而不符合申遺要求。還有北宋的東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開封市，由于長期的黃河水患，遺跡被深埋于地表之下，因時間緊迫，來不及做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和整理，只能遺憾地暫不列入。
大運河申遺工作不僅僅是考古和遺產研究的學術問題，更是聯動領導機關、當地黨委政府、各行各業和社會大眾的一個巨大的、繁復的社會工程。從2002年、2003年大運河申遺作為一個話題被提出，到2014年大運河成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中間經歷了十余個年頭，各級黨委政府的統籌協調、財力物力保障，以及運河沿線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和熱情參與，是確保申遺成功的關鍵。大運河申遺的成功，也得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有效提升了中國在世界遺產事業當中的影響力，還在規劃體系、協調機制、監測體系、系列申報等多方面開拓創新。比如，實現了大運河全線資源調查任務、建立了整體保護政策；在多行業交叉管理、多類型遺產構成的條件下，達成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共識；建立了全世界唯一的由國家層面主導建設的世界文化遺產監測系統；突破了國外運河遺產整體申報的慣例，實現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在完整性方面的理論創新。
大運河的當代價值與大運河文化的保護傳承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加強城鄉建設中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從古跡到文物保護單位，再到世界遺產，大運河經歷了一場重獲新生的文化整治和疏浚。通過申遺，確認了大運河的文化和文物資源，使得大運河真正在物理形態上成為一種文化標識，也為今天的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奠定了學術基礎、工作基礎、社會基礎和人才基礎。后申遺時代，我們應當如何保護運河遺產？運河文化應當怎樣更好地研究、傳承、利用？
為深入挖掘大運河承載的深厚文化價值和精神內涵，生動呈現大運河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和鮮明特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作和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應運而生。為了整合大運河沿線8個省市文物和文化資源，按照“河為線、城為珠、珠串線、線帶面”的思路優化總體功能布局，深入闡釋大運河文化價值，大力弘揚大運河時代精神，加大管控保護力度，加強主題展示功能，促進文旅融合帶動，提升傳統文化利用水平，推進實施重點工程，為的就是將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成為新時代宣傳中國形象、展示中華文明、彰顯文化自信的亮麗名片。通俗而簡要地說，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目標是建設一條璀璨文化帶，一條綠色生態帶，一條特色旅游帶。
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 資料圖片
我們認識到，大運河首先是一條極具中國特色的歷史長河。作為流動的文化遺產，它的地理空間跨度大，延續使用時間長，文化遺產資源多，經濟社會發展基礎好，是具有2500多年歷史、極具特殊親和力與凝聚力的活態遺產，是中華民族繁榮興盛的歷史見證，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優質載體。
大運河是歷史地理標識的當代傳承。它是一幅緩緩鋪開的中國文化地理長卷，是社會文化交流交融的載體。我們今天談論大運河，不僅僅是古代大運河，也包括新中國形成的運河體系。透過大運河，我們能夠看到中國人適應空間、地理，利用自然山水，不斷求知探索創造的精神和成就。大運河作為一個溝通地理空間的工程杰作，映射著從古至今中國人民的智慧。
我們認識到，歷史上的大運河是和生態相伴的一條河，是一種自然生態景觀。今天的大運河生態帶建設，要以大運河生態保護修復為依托，致力于生態系統功能的逐步恢復，讓它變成一條美麗的運河，構建和諧、清潔、健康、優美、安全的大運河綠色生態。美麗的運河景觀將由現代化的方式打造和涵養，隨著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推動，它將大大改善沿線區域生態環境質量，使得生態環境保護和文化傳承緊密融合，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大運河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一定要惠及運河沿線的百姓，讓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讓大運河的生態文明真正成為屬于人民的、屬于生活的景觀。
最能體現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先進性的，就是坐落在運河沿線的眾多博物館。大運河處在我國經濟社會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早在申遺之前，沿線城市的博物館建設就有較深的積淀。隨著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一批新的博物館和展覽相繼問世，如即將開館的北京大運河博物館，開館即紅的洛陽隋唐大運河文化博物館，重新布展的聊城中國運河文化博物館等。還有我們此刻置身其中的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作為文旅融合的優質目的地，它從建成開放起，就帶給我們源源不斷的驚喜，迅速成為深受廣大觀眾特別是年輕人喜愛的網紅打卡點。
建設包括大運河在內的國家文化公園，是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生動實踐。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依托的是歷史文化，彰顯的卻是當代文化和當代的中國人。千百年來，流動的大運河滋養著兩岸的城市和人民，它是一個極具親和力及凝聚力的活態遺產，我們需要這條歷史長河以古鑒今，以這條生態長河涵養滋潤大地，通過這條旅游長河以觀光啟發心智，通過這條文化長河以傳統促進創新。這樣一個偉大的實踐，不僅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更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不僅將為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豐厚滋養，也將為全人類的文明與進步、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
演講者
劉曙光，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長、《中國博物館》主編。1982年畢業于鄭州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198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史專業。長期在文物管理部門和高校工作，曾任國家文物局辦公室（外事聯絡司）主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兼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國家文物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光明網記者劉冰雅整理）
責任編輯：宋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