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依靠最廣大群眾力量去解決問題”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豐富和完善了群眾路線思想，并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取得了進一步發展。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視群眾工作。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明確指出，“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1928年，李立三在同江浙地區黨的負責人談話時，首次使用了“群眾路線”這一概念。1929年，周恩來在著名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中指出，紅軍的工作要“經過群眾路線”“由群眾路線去找出路”。

毛澤東在領導紅軍的實踐中，逐步探索形成了對群眾工作的認識和具體開展方法。他在這一時期的一系列文章、講話和指示中比較多地闡釋和強調了深入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相信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關心群眾的問題。上井岡山兩個月，毛澤東總結攻打茶陵后群眾工作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工農革命軍應當擔負的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1929年12月，毛澤東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旗幟鮮明地指出：“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這項決議在紅軍第四軍及其他各部紅軍中先后施行，使得中國紅軍完全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黨的正確的斗爭策略是在群眾的斗爭中產生的，因此必須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他大聲疾呼：“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他身體力行，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形成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一系列調查報告。

中央革命根據地形成后，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如何取得人民擁護，動員人民進行戰爭，戰勝蔣介石的“圍剿”。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作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報告，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這些認識清晰地表明，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在實踐中日趨成熟。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不斷完善和成熟。他提出并系統地闡發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方法。

1938年，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明確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強調要用“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喚醒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從而取得最終的勝利。在《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中，毛澤東強調：“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在敵后游擊戰爭中，八路軍、新四軍尤其依賴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支持，因此毛澤東指示“一切依靠最廣大群眾力量去解決問題”。

根據地的實踐探索也為群眾路線的成熟提供了養料。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說明了共產黨人應當如何處理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如何處理個人利益同人民群眾利益的關系。在討論邊區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時，毛澤東提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觀點。

通過長期的實踐和總結，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逐漸成熟。1943年6月，他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總結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領導方法，即“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并正式提出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和《愚公移山》閉幕詞中著重闡釋了群眾路線，標志著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的成熟。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專門論述了毛澤東關于群眾路線的思想。他指出，我們黨之所以獲得偉大的成就，就“在于堅持地實行了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原則”。黨的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成為一個必須解答的問題。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對黨的群眾路線進行了完善，集中體現在八大通過的黨章和鄧小平的報告中。八大通過的黨章要求，“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鄧小平解釋說，“什么是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呢？簡單地說來，它包含兩方面的意義：在一方面，它認為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黨對于人民群眾的領導作用，就是正確地給人民群眾指出斗爭的方向，幫助人民群眾自己動手，爭取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和依靠群眾，而不能脫離群眾，不能站在群眾之上；每一個黨員必須養成為人民服務、向群眾負責、遇事同群眾商量和同群眾共甘苦的工作作風。在另一方面，它認為黨的領導工作能否保持正確，決定于它能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這個論述用“群眾路線”這個總的概念和大的范疇，把黨的群眾觀點和黨領導群眾工作的方法兩個方面進行了統一，使群眾路線的內涵更明確、內容更豐富、表述更完整。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對群眾路線有了進一步的認識。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個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創造性地將民主集中制和群眾路線統一起來。同時，毛澤東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貪圖享樂和鋪張浪費等現象進行了猛烈的批評，認為這些現象是嚴重的脫離群眾。

“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高度概括了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那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句話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同時從四個方面分別概括了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的主要內容。

群眾路線本質上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基本原理。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949年，他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豪邁地宣布，“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這些認識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人民群眾力量的深刻認識與高度信任，因而黨的工作必須“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并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推動各項事業前進。

群眾路線也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與方法論。1943年，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明確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段論述實際上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它清晰地說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既是我們深化認識的必經之路，又是我們正確實踐的不二法門。

“一切為了群眾”強調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1942年，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指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1945年，他在黨的七大上進一步強調：“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黨的七大首次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寫入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這些論述和規定表明，要實現“一切為了人民”，就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一切依靠群眾”強調黨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實現歷史使命。毛澤東指出：“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抗日戰爭時期，他說：“我們不相信不要廣大人民的力量，能夠輕輕巧巧地打敗日本”，要“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解放戰爭時期，他指示東北局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時強調，“如果我們緊緊依靠群眾，我們就將戰勝一切困難，一步一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再次強調，“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正是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才取得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一切依靠群眾，是黨取得成功的經驗總結。

“從群眾中來”強調黨應當傾聽群眾呼聲、匯集群眾智慧。1944年，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講道：“如果黨的領導者真正是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工作……那末（么）他們聽取群眾意見的機會是非常多的。我們十分注意傾聽人民的意見。”“此外還有一種方法”，就是進行調查研究，“得出具體結論，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進”。群眾的呼聲，反映了群眾的需要和愿望；而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此，黨組織必須密切聯系群眾。“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毛澤東多次強調，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要甘當群眾的小學生，要虛心向群眾學習，“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

“到群眾中去”強調黨應當如何更好地領導群眾。毛澤東說：“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他強調，“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革命的政治家們……他們的任務在于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馬克思曾經指出：“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從群眾中來”的認識、政策和理論，只有“到群眾中去”，才能轉化成改變世界的磅礴偉力。做到這一點，才能使黨的領導落到實處；實現“一來一去”的循環，才能使黨的領導始終正確。

“天天講群眾路線”

1948年，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說：“我黨二十幾年來，天天做群眾工作，近十幾年來，天天講群眾路線。”他不僅創立了黨的群眾路線理論，而且終生堅持群眾路線。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來源于人民群眾、植根于人民群眾，也勢必要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毛澤東強調，共產黨人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寇加緊了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加之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邊區一度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群眾支持邊區政府的負擔很重。為了應對這一局面，減輕人民群眾的負擔，黨中央一方面開展大生產運動，另一方面實行精兵簡政，主動精簡機構、人員，邊區政府內部機構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屬機關從三十五個減少至二十二個，極大地減輕了邊區人民群眾的負擔，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這正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生動寫照。因為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以必須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不斷在工作中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毛澤東是開展調查研究的一把好手。在學生時代，他曾和同學一起，身無分文地在一個月左右時間徒步游歷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等地，對這些地方的風土人情有了廣泛了解和深刻體會。他將調查研究形象地比作“解剖麻雀”，指出：“要從個別問題深入，深入解剖一個麻雀，了解一處地方或一個問題”“往后調查別處地方或別個問題，你就容易找到門路”。《中國佃農生活舉例》是毛澤東留下的最早一篇比較完整的調查報告，采用的就是解剖典型的方法。在這次調查中，他翔實地了解了壯年佃農張連初的生產生活情況。通過這些細致周到的調查，毛澤東得出了中國佃農被迫離開土地成為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我們在今天開展調查研究，仍然要學習毛澤東的態度和方法，貼近群眾、了解群眾，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實事求是，不斷提高決策的科學性。

1938年8月22日，毛澤東到中央黨校作了《當學生，當先生，當戰爭領導者》的演講，其中講道，“在實際斗爭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實實當學生”，不僅要“向工人學，向農民學，向知識分子學”，還要“向資本家學”“向土豪劣紳學”，甚至“向日本帝國主義學”，做到知己知彼。共產黨員在當學生的同時還要當先生，“從老百姓處學習，造成你們的東西，再去教老百姓，不斷地教老百姓”，倘若能夠誨人不倦，不斷地教育人家，團結干部，則中國人民“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團結起來”。當學生、當先生，目的是當好戰爭的領導者，使“中國的獨立自由到手”。這個演講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的領導藝術。只有當好學生，廣泛地學習，向群眾學習、向書本學習、向實踐學習，才能提高領導水平；只有當好先生，善于做宣傳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更好地團結群眾、發動群眾，凝聚起群眾的力量；只有當好領導者，敢于擔當、勇于負責，才能不負人民重托，不斷地實現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我們學習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歸根結底是要將他的這一思想付諸實踐、落在實處，從而更好地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凝聚起廣大人民群眾的磅礴偉力。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責任編輯：趙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