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實現現代化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孜孜不倦的追求。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回顧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實踐發展與理論創新相輔相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的現代化初步目標是擺脫貧困，在此戰略定位下，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現代化實踐，從最初提出“四個現代化”，到解決溫飽問題、實現總體小康，再到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一步步實現由“貧窮”到“富裕”的轉變。當前，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難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國式現代化下一階段的目標轉變為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為了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的發展需要。我們不僅要從中國式現代化過去的成功實踐中總結經驗，更要基于新的目標任務創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撐，也為世界現代化發展貢獻中國方案與智慧。為此，本文試圖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的關聯性，從學理上總結過去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經驗，并結合中國式現代化下一階段的目標——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進一步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和政策思路，最后從高質量發展的視角，探尋基于共同富裕目標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路徑。
二、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發展呼喚理論創新
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百年奮斗，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之路，它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的現代化道路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歷史與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始終做到理論與實踐相適應，二者相互統一。當前，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社會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和問題，而現有的西方現代化理論無法圓滿解答，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亟須創新。
（一）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探索相輔相成
回顧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歷程，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啟、達成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標到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每一次重大戰略的調整和理論的創新都是基于黨和國家對實際情況的把握和對社會歷史條件的精準研判。
1.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初探：四個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之路始于“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面臨經濟發展效益與質量低下、社會經濟結構單一的問題，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和優化生產要素配置。因此，我國開啟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的道路探索。1950年，中共中央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目標，“一五計劃”明確提出“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科學進行工業布局”等內容。在國民經濟基本恢復后，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了現代化的發展目標。1954年，周恩來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構想。1963年1月，周恩來同志在上海一次講話中明確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簡稱‘四個現代化’”。1964年12月，周恩來同志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并作出“兩步走”戰略安排，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紀元。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同志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明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初步探索提供了指導方向和理論基礎。
2.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標：總體小康
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已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但總體上經濟基礎還是偏薄弱，結構比例失調問題也很突出，特別是人民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甚至不少地方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同志依據我國國情首次提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概念，1979年12月，在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鄧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小康之家”，并將其界定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內涵。黨的十二大之后，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提出包含“溫飽—小康—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內的“三步走”的戰略部署，使中國現代化建設第一次有了明確而切實的發展戰略、目標和時間表。1987年，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明確了“三步走”戰略，并且將實現小康正式列為“三步走”戰略的第二步。中國式現代化沿著小康社會的目標開啟了快速發展的時期：基本解決居民溫飽問題，農村的貧困發生率大幅下降，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沿海經濟特區建設如火如荼。
3.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但是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現在達到的小康水平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在黨的十八大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式確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華民族基本實現了由“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躍上了新臺階，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與此同時，我們黨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并且初步構建起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從而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
（二）現有的西方現代化理論無法圓滿回應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的新問題
目前的現代化理論是以西方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尤其是以歐美國家為樣板發展起來的，主要探索人類社會如何從傳統農業社會過渡到現代工業化社會。其基本特征是：將西方現代社會的典型制度、特征一般化，歸納為現代化建設的普遍經驗，把以工業化為特征的現代化作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貧窮問題的方略。然而，發展中國家在自然稟賦、生產要素、社會制度等方面與西方國家存在很大區別，拉美國家盲目效仿西方現代化之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實踐也進一步表明，西方現代化理論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踐不適用。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開啟現代化新征程后面臨很多新的實踐問題，很難從既有西方現代化理論中尋找答案。
一是尋找新的增長動能問題。西方現代化理論主要針對貧困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貧困、實現工業化的問題。當前中國正處于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階段，面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將發展模式由粗放式轉為集約式，發揮知識要素、人力資本、數字要素等創新要素的驅動作用，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的問題，而現有理論對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不足。
二是解決結構轉型的問題。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結構失衡，例如產業結構、消費結構、人口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失衡，不同地區、城鄉之間發展不協調、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不適應的問題尤其凸顯。西方現代化理論很少討論結構轉型的問題，當把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下一階段重要目標時，我們的理論研究要特別關注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包容性。
三是如何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過去的貿易理論對于絕對優勢和相對優勢理論、產業間和產業內貿易理論研究較為豐富，但是較少關注新的分工模式，尤其是基于全球價值鏈的貿易模式。而在現實中，中國在國際分工網絡的參與度不斷提高、地位不斷提升，中國式現代化開放理論創新應立足于這一發展特征，探究如何建立高水平對外開放體系。
四是現代化治理體系還不完善。傳統經濟學相對片面地強調市場和政府某一方的作用，較少兼顧市場和政府相互作用的分析，而中國正是通過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現代化新道路。未來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依然要持續關注如何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并探索如何在新的階段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促使市場與政府良性互動。
因此，要回答好以上實踐面臨的重大新問題，亟待推進現代化理論創新。我們要結合已有的現代化理論框架和范式，以中國為對象研究出一套系統的解決方案和理論體系，為中國和世界現代化發展提供理論指南。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踐經驗有待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提煉
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創新，首先要從中國過去的現代化實踐中歸納經驗、提煉原理，形成系統化理論學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和理論的重要內容，它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一方面，到2020年底，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基本基礎。另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使得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發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為中國式現代化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力支撐。因此，我們應認真總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經驗，并從學理上加以提煉，為今后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經驗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一）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在過去四十多年的小康社會建設歷程中，正是由于我們始終把經濟發展放在各項事業中的首要位置，才使得小康社會建設能夠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并使得政治、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發展獲得動力源泉。20世紀80年代末，雖然由于經濟體制轉軌帶來了種種社會問題，但是我們堅定地把握住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通過堅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擴大對外開放，迎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春天。世紀之交，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我們堅持推進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迎來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2010年后，我國GDP增速出現下行，各種隱性風險日益凸顯，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決勝階段面臨重大挑戰。關鍵時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把握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作出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準確研判，適時提出新發展理念指引經濟平穩健康運行，并且將經濟發展目標從追求高速增長調整為追求高質量發展，有效引領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臺階，發展動能轉向創新驅動。
（二）堅持把創新作為第一動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一系列創新，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強大驅動力，顯著增強我國經濟發展質量優勢。我們堅持科技創新，面對逆全球化趨勢加劇、大國競爭更趨激烈、國際科技交流遇阻的挑戰，我國堅持自主創新與引進吸收并舉，深度參與全球科技合作，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我們積極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堅持培育創新人才，提高國民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我們不斷謀求理論創新，在農業與工業化、減貧、國際貿易合作、制度改革等方面進行了大膽探索，提出了四化同步理論、中國特色治貧理論、市場與政府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為中國式現代化積累了豐富的經濟理論成果。
（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舉措，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們把脫貧攻堅作為重中之重，組織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戰，使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與此同時，黨和國家加強就業、收入分配、教育、醫療健康、社會保險等社會保障。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從而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就業結構持續優化、就業質量穩步提高；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持續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大幅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推動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全面落實教育優先發展戰略，促使我國教育總體發展水平進入世界中上行列；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到2020年末，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9.99億人、13.60億人、2.17億人和2.68億人；積極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我國國民主要健康指標總體上優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四）堅持改革開放
小康社會建設在改革的推動下持續推進，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恰恰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對內改革方面，改革開放初期實行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提高了廣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隨著戶籍改革的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速，我國城鄉勞動力流動的規模不斷擴大，城鄉結構和產業結構得到顯著優化；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了緩解供需不匹配的矛盾，我國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刀闊斧地實施“三去一降一補”，同時在戶籍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許多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在對外開放方面，我國積極設立經濟特區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打開了對外開放的窗口。我國實行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為國內帶來了市場、資本、技術、管理經驗和優秀人才；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快國內國際市場深度融合，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拓了廣闊空間。
（五）堅持與時俱進久久為功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我國始終堅持從具體國情出發，實事求是、審時度勢，循序漸進、久久為功。立足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內涵和任務，都是我們黨根據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變化確定的。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脫貧攻堅戰中，我國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脫貧情況動態制定目標和調整策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隨即開啟大規模扶貧階段；1978年后，農村貧困問題凸顯，我國實施以體制改革推動的農村扶貧行動；自1986年開始，我國扶貧戰略調整為“政府主導型”的開發式扶貧，通過劃分貧困帶和貧困縣的方式實行區域式扶貧模式；進入21世紀后，針對剩余貧困人口的分散性，我國采取整村推進和“雙輪驅動”的扶貧策略；再到2013年以來，我國實施精準扶貧戰略，通過全國建檔立卡等方式精準識別貧困人口與跟蹤貧困人口，從而保證脫貧攻堅圓滿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四、共同富裕新目標亟待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與思路創新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確立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之一，并強調“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因此，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國式現代化下一階段的核心目標，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性標志。新的歷史使命需要新的理論去指導實踐，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亟須以中國實踐為基本遵循進行創新。
共同富裕的內涵主要有兩個維度：即“富裕”和“共同”，富裕依靠發展，共同依靠公平。中國式現代化要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一方面要繼續做大“蛋糕”，實現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又要分好“蛋糕”，讓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由此，共同富裕的新目標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政策體系構建提出了新要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充分統籌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一方面，共同富裕要求整體經濟水平和收入水平達到更高層次的富裕，必須進一步提高生產力水平，尋找新的發展動能，完善發展理論與創新理論；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目標下的理論體系要更加注重發展均衡化的研究。例如在分配中，要逐步縮小貧富差距，縮小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加快推進公共服務城鄉和地區一體化，不斷促進權利和機會均等。二是共同富裕是物質富裕、精神富足、生態優美的統一體，特別強調要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關系，應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在追求共同富裕階段，國際國內發展條件均發生了深刻變化，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能夠適應當下環境，促進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它要求統籌安全與發展的關系，既要保證自力更生，也要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四是共同富裕要求妥善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健全完善頂層設計，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對實施綱要、試點建立、制度體系等進行全方位構建。五是要處理好長期與短期目標之間的關系，堅持循序漸進。我們應該認識到，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既等不得、也急不得，應該有條理、有步驟地制定實施計劃，要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和發展條件，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
基于共同富裕這個新的戰略目標，如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創新？總的思路是把握現階段理論和政策的著力點，在已有理論框架和范式基礎上進行創新，重點研究如何在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下，推動數字化、綠色化、均衡化“三化”發展新模式，同時建立起與理論相適應的政策體系。
（一）以數字化驅動創新發展的理論研究
在追求共同富裕階段，培育支撐我國從量到質轉變的新發展動能是中國式現代化下一步發展的重要議題。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突出位置”。當前，我國面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能否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能否實現彎道超車的關鍵點。傳統發展理論對創新問題討論不足，更多關注技術進步，而對于數字技術這種新興技術的特性和功能尚未形成清晰的認識，尤其是如何以數字技術促進創新進而轉換成國家發展動能的研究亟待補充。其一，未來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要重視數字化理論的基礎研究，探究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和數字平臺對經濟社會帶來的深刻變革，推進研究范式和理論創新。其二，研究以數字化賦能為重點的科技創新路徑。以企業為創新主體，以區域創新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從而提高全域創新能力，建立由“點—線—面”相互支撐的創新體系，并且重在研究數字化在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其三，著力構建數字經濟創新和規范政策體系。從理論和制度層面破解我國數字技術原創性不足、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不足、數據交易不規范等問題。其四，研究如何以數字化發展帶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同發展的系統解決方案。
（二）以綠色化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研究
綠色生態是共同富裕的底色，中國式現代化倡導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堅持保護自然環境就是保護人類自己的理念。已有的現代化發展理論忽視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以及環境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我國確立了2030年“碳達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標，要求發展方式實現綠色轉型。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研究要將人口、資源、環境囊括在經濟發展分析框架中，探索綠色轉型發展之路，平衡好環境和發展之間的關系。其一，總體上應圍繞“生態、經濟、生活、政府、創新”多個方面，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頂層設計和制度體系建設，探討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實施路徑，創新生態經濟化實現機制；其二，基于“雙碳”目標，研究中國實現綠色低碳轉型的科學路徑，以及關于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生活方式及空間格局的系統性方案；其三，順應經濟生態化發展要求，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生態保護補償和生態產品產權交易等方面進行機制探究。
（三）以均衡化促進協調發展的理論研究
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是消除不平等和發展均衡化。傳統的經濟發展理論主要追求的是效率，研究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如何脫貧、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問題，而較少關注公平和均衡化發展。因此，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目標，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應該在均衡化理論和包容性發展方面進行有益補充。其一，要研究不平等的來源及其解決對策，探究如何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動態機制，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戰略；其二，要研究城鄉融合發展，從“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等多個維度展開，尤其是在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功能方面實現城鄉融合；其三，還要重點聚焦區域協調發展，重點考察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重大生產力布局優化，充分發揮各個地區的資源稟賦優勢，推進區域協調一體化發展。
（四）構建高水平對外開放體系的貿易理論體系研究
改革開放的目的是追求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也要求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中國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逆全球化趨勢明顯的情況下，再次將發展目光聚焦國內市場。黨中央適時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要以新發展格局為導向創新貿易理論體系。其一，在全球經濟低迷、貿易摩擦頻發、疫情沖擊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的情景下，研究如何將獨立自主與參與經濟全球化相結合，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促進全球價值鏈攀升；其二，探究如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如何參與制定國際經濟新秩序，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建設，促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形成國際治理中的中國立場和中國方案；其三，關注新的貿易形態發展，比如數字貿易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研究如何參與數據隱私保護的國際制度制定。
（五）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體制機制與政策研究
良好的政策和制度是順利實現共同富裕的保障，體制機制改革向來也是現代化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一方面，要在動態中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這兩對經典關系。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探究破除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障礙的機制，讓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平公開公正參與競爭，最大程度激發經營主體活力。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的調節功能，在收入分配、公共服務供給、市場監督等方面發揮政府的重要作用，不斷健全生產關系。另一方面，在共同富裕目標下研究如何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形成與理論體系相適應的政策體系。包括制定共同富裕的衡量標準、目標體系和評價體系，探索建立先富帶后富、推動共同富裕的機制，研究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體系、貨幣政策體系、產業體系等共同富裕支撐體系如何構建。
五、從高質量發展視角探尋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路徑
習近平同志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系。如何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宏大目標的實現？我們不僅要在理論之維思考創新，而且要結合實際問題探尋實踐之路，其中最為重要的抓手就是高質量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證明，發展永遠是第一位的。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能否保持高質量發展是關鍵。一方面，我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仍然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202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2741美元國家統計局公布2022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85698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得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到2035年我國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收入水平，我們目前距離這個目標還有一些差距。同時，當前經濟發展還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面臨調結構、轉方式、促增長等問題，必須靠高質量發展來解決，通過高質量發展把質量做優，在質的大幅提升中實現量的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是當前制約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而高質量發展特別強調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強調人的現代化。因此，應當依靠高質量發展，在發展中主動縮小收入差距，在發展中逐步推進共同富裕，進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那么，如何以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下的中國式現代化？本文提出以下五個方面的思路。
（一）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只有建立起現代化經濟體系，才能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為實現共同富裕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新的經濟增長動能。一方面，要堅持創新驅動戰略。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創新是第一動力”，應充分發揮創新對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支撐作用，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快攻克重要領域“卡脖子”技術。注重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優化財稅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等鼓勵企業加快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和組織創新。人才是創新動力之源，加強創新人才培育，通過完善科技創新激勵機制和科技評價機制激發創新積極性。另一方面，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和核心，要加快構建以數字經濟為引領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和數字化浪潮的興起，數字經濟正成為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重要驅動力。應加快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創新，以數字經濟驅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加快企業智能化、數字化轉型，培育數據驅動的制造業新模式、新業態。同時以數字經濟促進服務業效能提升和優化，推動“智慧+”在交通、醫療、教育、公共治理等政務民生領域的應用，拓寬數字經濟的應用場景。
（二）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共同富裕目標也要求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實現平衡，切實提高人民福祉。一要加快全域綠色轉型，統籌抓好產業、能源、工業、建筑、交通、農業、居民生活等領域綠色低碳轉型，加快推進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綠色制造業發展，推動全民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二要持續改善環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的質量和穩定性，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切實做好生態多樣性保護工作，為共同富裕建立良好的生態保障；三要加快建立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目標責任體系，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繼續推進低碳發展試點示范，加快低碳城市、碳排放權交易、低碳產品認證等試點建設。
（三）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協同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也決定了平衡好人民群眾內部利益關系的艱巨性和復雜性。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如何縮小城鄉差距成為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關鍵問題。因此，一要以產業興旺為核心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農業生產現代化，加快深加工、鄉村旅游、電子商務等二三產業發展，以產業發展擴展工作崗位，促進中低收入群體增收；二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盤活農村的各種閑置資源，大幅度提高農村低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三要健全防返貧動態監測與幫扶機制，重點關注農村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突發嚴重困難戶，提高農戶的內生發展能力。同時，國內發展的不平衡性尤其體現在不同區域之間。一方面，要發揮四大區域板塊支撐功能，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加快東北地區振興、西部地區發展和中部地區崛起。另一方面，強化五大國家戰略引領功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使其成為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同時加快長江經濟帶發展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優化區域經濟發展布局。
（四）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中國式現代化是追求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現代化，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撐。目前國際大循環動能減弱，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力不斷釋放，要充分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一是依托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暢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以內需市場吸引全球化的資本、人才、技術和創新資源；二要進一步加深國際合作，推動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例如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推進商事制度改革，為各類企業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和法治環境；三要注意優化區域開放布局，鞏固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先導地位，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開放水平；四是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推動全球區域產業鏈價值鏈的布局優化，尤其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引領中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五）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實踐證明，深化改革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只有通過持續深化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及時調整政策體系和體制機制，才能最終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目標。一是要建立起與共同富裕相適應的分配制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處理好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分配，合理調節城鄉、區域、不同群體間的分配關系。還要建立起先富帶后富、幫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效機制。二是大力推進財稅制度改革，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三要深化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改革，推動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加快完善養老、醫療保障、兜底救助、住房保障等體系，尤其要補齊農村地區、中西部地區公共服務短板，發揮公共服務在內生動力、代際流動、收入調節上的作用。四是深化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改革，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不斷完善要素市場，加快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同時深化監管機制改革，健全公平競爭制度，尤其在數字經濟時代要加強對平臺經濟的監督及反壟斷的監管。
（作者分別系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培剛發展研究院院長；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李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