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系統觀念：整體思維的高度——“六個必須堅持”系列解讀之五

一、前瞻性思考——“牽一發而動全身”

萬事萬物相互聯系、相互影響，表面上看事物差別很大，東南西北各不相同，但在自然規律中卻是互成因果。《黃帝內經·陰陽應象大論》中這樣描述自然現象與人體功能的關聯：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藏為肝，在色為蒼，在音為角，在聲為呼，在變動為握，在竅為目，在味為酸，在志為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體為脈，在藏為心，在色為赤，在音為徵，在聲為笑，在變動為憂，在竅為舌，在味為苦，在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咸勝苦。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體為肉，在藏為脾，在色為黃，在音為宮，在聲為歌，在變動為噦，在竅為口，在味為甘，在志為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色為白，在音為商，在聲為哭，在變動為咳，在竅為鼻，在味為辛，在志為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其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在色為黑，在音為羽，在聲為呻，在變動為栗，在竅為耳，在味為咸，在志為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咸傷血，甘勝咸。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

在東、南、中、西、北不同時空中，環境變化帶給人帶來不同的感觀感受，通過五官影響體內五臟六腑，形成精神層面的喜怒憂恐思等情緒，造成各種疾病；而了解其中全部因素的關聯，便可以反過來可以運用相互制約實現化解疾病，通過調節飲食、情志，加之湯藥、針灸便戰勝環境的影響。這種智慧能夠讓人看到事物發展變化過程全貌，以萬物一體的規律而逆料未然、防患于未然。宋代蘇軾的《成都大悲閣記》中寫道：“吾頭發不可勝數，而身之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發而頭為之動，撥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發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能夠看到大中有小，同時看到小中有大，也就能推理過去包含現在和未來，現在也包含過去和未來，以至于未來包含著過去和現在。總之，事物雖然形式上差別巨大，但內在卻密切聯系，運用任何一個關聯的片段，就能夠推測整個發展變化的全景。這類思維，隨著時間發展提升為中華先民“大小不二”“遠近為一”的哲學思維，為預見和改變未來發展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規律，更建立起“明者遠見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未形”的智慧。

事情剛露出一點苗頭時，明智之人能看到它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在危險還沒有形成時，智慧之人可以提前避開，就是運用了“大小不二”的前瞻性思考。《韓非子·喻老》上記載著一個故事：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于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商紂王只是讓人為自己做了一雙象牙筷子，大臣箕子為什么感到恐懼呢？因為箕子推想到，用了象牙筷子，就不會愿意用粗制器具，而是要用犀牛角、美玉做的杯子，不然不配套。那么接下來就會發展到吃珍饈美味、穿綾羅綢緞、住豪華宮殿，所謂欲壑難填，如此以往必然殃及天下百姓。果然不出箕子所料，過了五年紂王便建酒池肉林、設炮烙之刑，終于窮奢極欲，以致身死國滅。而箕子之所以能準確預見到紂王的明日之禍，就是通過一雙象牙筷子看到了紂王奢侈腐化的苗頭和趨勢。對箕子的這種遠見之明，韓非子評價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

抓住帶有發展趨勢的關鍵因素，這種預見能力是高度智慧，歷史上很多人物事件都因此或避免禍患，或開創生機。《漢書·魏相丙吉傳》上記載：

吉又嘗出，逢清道群斗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后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斗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丙吉是西漢宣帝時期的丞相，他有一次外出遇到了兩件事。一件是群體斗毆，一件是有人趕牛。他對前者不聞不問，而后者卻親自上前詢問。常人看來，打架有死傷是人命大事，而牛不過是耕地的牲畜，為什么不顧人而要顧牛呢？原來丙吉認為管理百姓打架的事情是長安令、京兆尹這些官員的職責，不需要丞相出面。但他發現牛的狀態不對，它沒走多遠卻氣喘吁吁，那時是春天，卻出現了像在暑天才有的樣子，丙吉推測是天時節氣不對，有可能妨害農事，這可是關乎天下人民生計的大事，一旦農業出現問題，很可能造成饑荒，“調和陰陽”是三公之責，所以他要追問清楚原因。

而孔子“文事武備”的主張曾挽救魯國于危難。《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為司寇。這年夏天，齊國大夫黎鉏對齊景公說：“魯國重用孔丘，觀察形勢，必定會危及齊國。”于是齊景公依據黎鉏的建議，派人到魯國提出要與魯定公舉行友好會盟，約定在夾谷相會。魯定公毫無戒備地準備會盟，孔子辦理會盟事宜，說：“臣聞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建議定公帶領左右司馬，效法古代諸侯君主配備齊全文武官員一同前往，以備不時之需。

齊、魯兩國國君到了夾谷，那里已經修建了會盟的土臺，臺上也準備好了席位，設有三級臺階，兩君相互揖讓登臺。雙方饋贈儀式過后，齊國的有司快步上前請求說：“請演奏四方各族的歌舞。”齊景公說：“好。”于是齊國的樂隊以旌旗為先導，頭戴羽冠，身披皮衣，手執矛、戟、劍、楯等兵器，喧鬧著蜂擁而上。此時孔子一改往常斯文，大步邁上臺階，還差一個臺階時揚起袖子來大喝一聲：“兩國國君正在莊嚴的會見，為什么讓野蠻的歌舞出現在這里。請有司命令他們退下！”有司只好示意這幫人下去，但他們還在觀望，要看齊景公的眼色行事。齊景公覺得不好意思，揮手讓樂隊下去了。過了一會，齊國有司又快步上前說：“現在演奏宮廷音樂。”齊景公說：“好。”于是齊國的戲謔藝人和侏儒邊舞邊唱地走上臺去。孔子又趕快上去，大步走上臺階，還差一個臺階的時候就大聲喝道：“這是戲弄諸侯，按律當斬！請有司命人執行！”有司不得不執法，這些人當即身首異處。

孔子利用周禮作為武器，講道理挫敗了對方的陰謀。齊國本來通過計謀壓制魯國，但沒想到魯國已經做好萬全準備，只得草草結束，顏面掃地。而為了挽回面子，齊國最終把多年來侵占魯國的鄆、汶陽、龜陰之田歸還了魯國。

所謂“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喻遠也。”（《淮南子·說山訓》）從細微之處預判深遠的東西，通過個別窺知全體、透過表象探究本質，這是一種能力——對苗頭性問題能夠防患于未然；對事物變化發展的大趨勢、大方向，能夠明智預見、提前布局。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前瞻性思考強調用發展變化的觀點認識和把握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預見事物不同階段的發展趨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認識世界發展大勢，跟上時代潮流，是一個極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課題。”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類向何處去”的時代之題。

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中，由于中國傳統學術和西方學術在源流、體系上有較大差異，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發展過程中學習和引進了大量西方學術概念、范疇、命題、理論。有些學者因此否定中國自己的學術傳統，跟在西方學術后面亦步亦趨。然而，哲學社會科學是特定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經驗總結，如果套用于解決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問題，結果往往是水土不服。^②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諸如如何實現現代化這樣的重大課題，沒有現成經驗可循，國外理論也不可能解答。

改革開放后，我們對西方學術理論進行了反思和辨析，認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需要建構自主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進入新時代，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不斷健全，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不斷提高，推出眾多優秀學術成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作出了重大貢獻。新時代新征程，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環境，我們面臨問題的復雜程度、解決問題的艱巨程度明顯加大。這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提出了全新要求，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我國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解答中國的問題，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依樣畫葫蘆，必須有自己的立場、態度和主張。只有牢牢扎根中國大地，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提出解決新時代各種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才能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才能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增強預見性、把握規律性，更好指導中國實踐。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面對動蕩變革的世界，如何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進雙邊、區域和多邊合作，共同營造有利于發展的國際環境？如何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如何加強科技合作，通過科技創新共同探索解決重要全球性問題的途徑和方法，更好增進人類福祉？如何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完善全球環境治理，推動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些問題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回答。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海洋科學、納米科學、高能物理、人工智能、先進制造……這些科技前沿領域，我們能否搶占先機？氣候變暖、環境惡化、能源資源短缺、糧食安全……這些全人類共同面對的難題都需要中國學者貢獻智慧。同樣，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面對國際環境深刻變化，如何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于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新形勢，如何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二、全局性謀劃——“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禮記·中庸》中記載，春秋時期魯國第二十六任君主魯哀公曾請教孔子為政之道，孔子為魯哀公詳細解說“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為“天下之達道”，也就是天下人所共同遵守的倫常大道，如果運用“天下之達德”也就是“知仁勇”去維系這些關系，就能夠充分發揮大道的作用，實現社會穩定、家國富強。而能夠做到“智仁勇”的前提是選賢任能、修身以仁。隨后孔子總結：“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其中“豫”同“預”，二者均有預先計劃、準備之義，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預先規劃才能有的放矢。同樣道理，完善的規劃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

六百多年前，明朝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攻占應天，取得皇位后為永樂帝，“思繼志之所先，惟都邑之為重”，為了攘外安內、國祚長久，朱棣在運籌地理與歷史、軍事與民族、政治與社會等諸種因素構成的大局之后，作出了一項重大決策——遷都北平。^③

縱觀歷史，北平地理條件優越和建都歷史悠久，那里氣候溫和，位于三角形華北大平原的頂點，是華北平原與西北蒙古高原，以及東北松遼平原之間各條通途的樞紐，謂“內跨中原，外控朔漠”（明·楊榮《題北京八景卷后》），地理位置非常適合定都。此外，自前燕之后，政治中心逐步自西趨東轉移，自慕容儁都薊城開始，隨后史思明便以范陽為燕京，歷經遼南京、金中都，直到元大都，北平逐漸成為中國政治中心。

同時，朱棣還綜合考慮了北平所處戰略地位和明初民族矛盾。明初蒙古貴族勢力的猖獗，直到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右丞相徐達率師攻占大都，曾問明太祖朱元璋是否要追擊向北逃亡的元順帝，而朱元璋認為元朝運勢已衰，所以讓他們自生自滅，等出塞之后加固邊疆防守即可。但是故元勢力不甘心于失敗，仍然想重回北平，這就鑄成“邊境之禍”的隱患。要知道，明朝初年的北平“三面鄰虜”，明廷將主要兵力部署在以北平為中心的長城一線，形成了政治中心在應天，而軍事重心實際上在北平的狀態。在半個世紀的軍事沖突與民族矛盾中，洪武年間先后五次大規模地對蒙古用兵，而朱棣曾先后七征蒙古。北征共三路：東路出山海關，入遼東；中路出古北口，至土剌河；西路出居庸關，臨溺水——三路均以北平都司為始終點，所以在軍事沖突與民族斗爭中，北平戰略地位日趨重要。

北平三面靠近邊塞，是防守的軍事重地：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萬里，分設九邊——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和固原。它以山海關和居庸關為東西門戶，聯結九邊，抵御蒙古，北控朔漠，以固疆圉。如此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戰略地位，加強了當時燕王朱棣的政治力量和軍事實力，也為“靖難之役”取勝提供了重要條件。

洪武后期，北平實際上已在逐漸地向全國政治中心轉化。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被封為燕王。燕王左相華云龍即經畫“建燕邸，增筑北平城”。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就國之后，北平地位更為重要。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棣敗故元太尉乃兒不花后，洪武帝詔曰：“清沙漠者，燕王也。”兩年之后，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月，皇太子朱標死后第三日，明太祖曾想立燕王朱棣為皇太子，但最后還是采納了劉三吾的建議，立“皇孫世嫡承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命北平屬衛將校悉聽燕王節制，所有軍務“一奏朝廷，一啟王知，永著于令”。那時北方諸王中，秦王樉（治西安）、晉王?（治太原）、代王桂（治大同）、遼王植（治廣寧）、谷王橞（治宣府）、寧王權（治大寧），燕王權最大且最重，似有分庭抗禮之勢。朱元璋晚年的時候，太子標、次子秦王、三子晉王相繼死去，其身后的政治權力重心已移向四子燕王朱棣。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病重，敕都督楊文等曰：“一切號令皆出自（燕）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提高了燕王朱棣的政治地位。半月之后，朱元璋病危，去世之前十天，他頒詔受命燕王封國北平。至此，北平不僅為明初的軍事重心，而且在向著全國政治中心轉移，這一轉移最終通過“靖難之役”實現。

洪武帝去世后，應天與北平在軍事、政治力量的對比上，北平居于優勢。燕王朱棣抓住時機，興師問難、率師南進，受到建文帝頑強抵拒，最終歷時四年攻占應天，奪得皇位，改元永樂，是為明成祖。成祖即位后，論功封爵的二公、十三侯，都是朱棣的“熊羆之宿將，帷幄之謀臣”，多為北平都司屬下將校，尤以燕山三護衛將校為主。這些謀臣宿將在北平居住時間長，又有恒定產業，此時功高爵顯，都愿意明都遷到北平。

隨后經歷了十八年的曲折過程，通過移民充實、治河通漕、伐采備料、營建宮闕等整體性大規模的建設，造就了都城北京。如今透過故宮，我們還能感受到來自大明王朝的恢弘氣度。誠然北京作為明代十四朝都城，確實有水源缺乏、糧食不足、靡金治河、“逼臨大虜”等四種弊端，但是更有影響至為深巨的六大利益。

第一，加強了明廷對北方邊疆的統治。自唐以后，北方、特別是東北少數民族迭興，建都在燕是必然。因為定都金陵，位置偏南，難于控制朔北。永樂帝雄才大略，高瞻遠矚，力排眾議，居中定鼎，將都城自南京北移近三千里，因此密切了同北方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的聯系，加強了對北疆和東北疆的統治。鯨海庫頁，西濛北漠，都置于明廷統轄之下。

第二，加強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朱棣一生戎馬不息，經常出塞征戰，其子孫也繼續“天子守邊”，鞏固了明初的穩定。但是正統以后國力漸衰，塞北蒙古、東北滿洲貴族不斷驅騎南犯京師。最為突出的三例為正統十四年（1449年）也先“土木之變”，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庚戌之變”，和崇禎二年（1624年）皇太極“己巳之變”。而明朝以“皇帝守門”，國都當敵，城堅池固，兵力雄厚，“天下勤王”之師迅集，均使之不得志，足見明成祖遷都北京是一項“固國之策”。

第三，促進了北京地區的經濟發展。北京處于華北平原農業經濟區和塞北高原畜牧業經濟區交接線上，經濟原本并不發達。定都北京后，通過賑災、免稅、墾田、移民等一系列措施，僅永樂二、三兩年，就遷徙兩萬戶、約十萬人充實北京；又先后疏浚通濟河、通惠河、昌平河、渾河等，均有利于北京地區農業發展。同時，全國能工巧匠薈萃于京師，建筑、燒造、鼓鑄、軍器、織染、工藝等行業大為振興。另外，北京為漕運的終點，四方財貨匯聚京師，并在京設官店、榻房和會同館。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山東巡按陳濟曾說：“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發展之快可見一斑。

第四，北京不僅成為明代的政治中心，更成為文化中心。京師設置國子監、翰林院，舉行會試殿試，設立欽天監、觀象臺等，儒士云集，疇人薈萃，為詩文、小說、書畫、農學、醫藥學、金屬冶煉等方面發展提供重要支撐；許多外國留學生在京肄業，后期耶穌會士來華，在北京廣泛地進行文化交流，不僅促進本土文化豐富發展，更為此后中外交流打開門戶。萬歷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利瑪竇來到中國廣東，首次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肇始中國經學的西傳。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又將五經譯為拉丁文，并在中國杭州出版。直到清代初年，諸多西洋傳教士紛紛大量翻譯中國經書，寄往歐洲并盛稱中國倫理哲理與政治思想深湛，一度激起歐洲思想界波瀾。

第五，北京營建成為中國傳統社會后期都城建設的典型。北京作為全國政治心臟和文化大腦，在元大都殿閣園囿的基礎上，興建宮殿城池、壇廟衙署、文廟學宮、亭臺苑林，整個城市布局嚴整，層次分明，規模宏偉，建筑壯麗，是當時世界上最宏麗壯觀、金碧輝煌的城市之一。整個北京城沿中軸線鋪展開來，輝煌的皇宮之外是皇城，正門為承天門（天安門）；向南至大明門為寬闊的大道，道路兩側筑有東、西千步廊；千步廊左側為禮、戶、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機構，右側為五軍都督府衙所。皇城之外為大城，南部為繁華商業區，大城共開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阜成門、西直門、朝陽門、東直門、德勝門、安定門九門，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壇。整個城市設計充滿傳統文化理念，展現出盛世氣象與大國風采。

第六，北京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和物質文化遺產。繼明之后，清朝又定鼎燕京。北京經過明、清兩代五百年的經營，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中國歷經兩年多年的朝代更替，曾建立過近三十個王朝，各有其都城、宮殿，最后只留下一座明清紫禁城，成為神州大地上僅存的宮殿孤例。恩格斯在《從巴黎到伯爾尼》中曾說：“只有法國才有巴黎，在這個城市里，歐洲的文明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同樣可以說，只有中國才有北京，只有中國這樣的國家才能創造北京；而在北京這座城市里，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達到了光輝燦爛、登峰造極的境地。北京已作為中國著名古都和世界歷史文化名城載入人類文明史冊。

今天，當我們再次登上故宮午門城樓，明代盛世的恢弘大氣、中軸線城市布列井井有條，一覽無余。“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與諸子登峴山》）梁思成先生曾說：“這樣一條長達八公里、全世界最長也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穿過全城，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線的建立而產生。”這條中軸線歷經了600年歷史光陰，代表中華民族始終向前延伸。正如清史專家閻崇年所說，從明代建成的北京城來看，北京城有明顯的“三凸”。首先，午門是宮城的正門，向南還有端門和承天門（天安門）向前延伸，它們與“左祖右社”（太廟和社稷壇）以宮城為依托，形成“第一凸”。其次，承天門（天安門）、大明門（大清門、中華門）以“左文右武”以皇城為依托，形成“第二凸”。最后，麗正門（正陽門）、永定門以及天壇和山川壇（先農壇）以內城為依托，形成“第三凸”。這“三凸”層層遞進，向南延伸。坐北朝南看去，京城前方幾乎沒有高山大河的阻擋，視野開闊，一千公里一直到黃河，象征著中華民族前途遠大，開拓進取，“凸凸凸”地向前走。^④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全局性謀劃強調用全面系統的觀點從大局出發觀察和解決問題，要求正確處理好全局和局部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干部想問題、作決策，一定要對‘國之大者’心中有數，多打大算盤、算大賬，少打小算盤、算小賬。”新征程上，我們要牢固樹立全局意識，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善于把本地區和本部門的工作融入黨和國家事業大棋局，統籌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做到既為一域爭光、更為全局添彩。

2018年9月，聯合國的最高環境榮譽——“地球衛士”頒獎典禮在美國紐約舉行，浙江省“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以下簡稱“千萬工程”）榮獲“激勵與行動獎”。頒獎詞這樣評價：“這一極度成功的生態恢復項目表明，讓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同行，將產生變革性力量。”

“千萬工程”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一項重大決策。2003年6月，在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的倡導和主持下，以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環境改善為重點，浙江在全省啟動“千萬工程”，開啟了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核心的村莊整治建設大行動。20年來，浙江持之以恒、鍥而不舍、久久為功，“千萬工程”造就了萬千美麗鄉村，造福了萬千農民群眾，成效顯著，影響深遠。^⑤

“千萬工程”的主要內容包括全域編制建設規劃、實施村莊環境綜合整治、培育建設中心村、抓好農村垃圾革命、深化農村廁所革命、推進農村污水革命、保護利用好歷史文化村落、加強鄉村風貌引導、開展美麗鄉村示范創建等，是一項涉及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系統工程。浙江圍繞科學規劃布局美、村容整潔環境美、創業增收生活美、鄉風文明身心美總要求，推進農村生態人居、生態環境、生態經濟、生態文化建設，建設美麗鄉村，實現了農業生產、農村建設、鄉村生活生態的良性循環，走出了一條邁向農業高質高效、農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的康莊大道，成為系統化解決“三農”問題的一把金鑰匙。同時，實施“千萬工程”，從統籌城鄉發展到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始終堅持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把農村和城市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系統考慮、統籌協調，逐步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20年來，從“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引領起步，到“千村精品、萬村美麗”深化提升，再到“千村未來、萬村共富”迭代升級，浙江省委始終把“千萬工程”作為“一把手”工程，保持戰略定力，一任接著一任干，不斷迭代深化，積小勝為大勝，創造了接續奮斗不停歇、鍥而不舍抓落實、“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典范。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既要謀劃長遠，又要干在當下，一張藍圖繪到底。新征程上，更要以全局性謀劃的戰略定力，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三、整體性推進——“國之四維”缺一不可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國有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中國先人對當時核心價值觀的認識。在當代中國，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應該堅守什么樣的核心價值觀？這個問題，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經過反復征求意見，綜合各方面認識，我們提出要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要求，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層面的價值要求。這個概括，實際上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國家、建設什么樣的社會、培育什么樣的公民的重大問題。

其中“國有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一句出自《管子·牧民》：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軸；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到西漢賈誼向漢孝文帝提出《治安策》時概括引用為：“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北宋歐陽修又在《新五代史》中歸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其中“維”，最初是指系物的大繩，發展為“綱”“網”等意思，總之是具有維持、保持事物的含義；“張”是施張、建設的含義。合而言之，在國家建立之后，在具備一定物質基礎之后，要維系國家持久發展需要同時注意四個層面的精神建設，才能夠在已有基礎上全面推進人民全面發展，進而實現國家富強。很容易理解的是，一切物質財富的創造和運用都需要人的力量，其中最為核心的力量來自價值觀的建立，歸根結底就是“什么樣的公民”會成為促進或制約社會建設、國家建設的根本力量。而禮、義、廉、恥這四重維度自上而下打造了國家上下可以共同遵循的核心價值體系，高度統一的核心價值觀念足以推動全國各行各業向著國家發展的方向共同發力，最終實現每個時代的歷史任務。

馬上安天下，何以定乾坤？答案是盛世修文。塑造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全體人民的價值觀念、文化素養，必須通過文化工程進行系統建設，而文化工程的基礎便是典籍的纂修。我國歷史上每一個安定的朝代都是通過纂修治世盛典以凝聚前人的智慧結晶，開創后世的全面輝煌。從“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尚書》）開始，華夏先祖幾千年來一直記錄歷史、提煉智慧、總結經驗、流傳經典，舉全國之力實現道統文脈的賡續，至唐貞觀編成《群書治要》，漢永樂編成《永樂大典》，清乾隆編成《四庫全書》，將中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盡收囊中，乃至匯聚天下多元文化之精華，成為國之瑰寶，更成為全人類文明的寶藏。

其中，《永樂大典》便是順應“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制作”的皇皇巨著，“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被《不列顛百科全書》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⑥。全書共22877卷，另有凡例、目錄60卷，裝成11095冊，總字數約3.7億，采錄自先秦到明初的典籍多達七八千種。在御制序中，明成祖朱棣稱該書“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⑦

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決心修一部巨著彰顯國威、造福萬代。最初令解縉主持編纂（規模147人），一年后修成《文獻大成》。但朱棣親閱后甚為不滿，于是永樂三年（1405）欽點姚廣孝擔任監修，同時將編纂隊伍擴大到2196人（累計達3000多人）。勞三千之眾，綿歷四載，參照元人陰幼遇《韻府群玉》、錢諷《回溪史韻》體例，以《洪武正韻》為綱，“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將自古以來書籍整段整篇，甚至整部一字不易地全部抄錄，“直取全文，未嘗擅減片語”，保存了古書的原貌，輯錄了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典籍，許多不見存于后世的佚文秘典賴此得以流傳。于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朱棣看后甚為滿意，撰序云“上自古初，迄于當世，旁搜博采，匯聚群分，著為奧典”，賜名《永樂大典》。

全書于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才抄寫完畢，卷帙浩繁，最大貢獻在于保存了我國明初以前各種學科的大量文獻資料。在這方面，清代一些學者對《永樂大典》所作輯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績的。乾隆年間開《四庫全書》館時，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校《永樂大典》，擇其中人不常見之書輯之”，得到清高宗的批準，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設立了《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事處”，先后參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共輯出書籍：經部66種，史部41種，子部103種，集部175種，總計385種，4946卷。其中重要的文獻如西晉杜預的《春秋釋例》、唐林寶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代醫學名著《蘇沈良方》《博濟方》《傷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賴《永樂大典》才得保存下來。

《永樂大典》所載之書以宋元時期的著作為多，到明代編輯《文淵閣書目》時，這些著述已經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還在流傳。加上《永樂大典》收錄的典籍除比較正規的儒家典籍、史傳百家、歷代文集等，還收錄了大量的方輿志乘、小說戲曲、醫學方技、道佛典籍等，所以歷代學者都把《永樂大典》看作輯佚之淵藪，他們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匯總起來，使許多佚書得以重現人世。《永樂大典》作為中國古代規模最大、最為成熟的類書，其價值遠遠不止這些。即便是現存的殘卷，對中國古代的文學、醫學、語言、地理等方面也堪稱豐富的寶藏。

鄭振鐸先生曾經感慨：假如《永樂大典》全部保存至今，我們對于中國古文學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僅僅就這百存三四的《永樂大典》說來，我們已經可以從那里邊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資料了。^⑧

2020年7月，中國藏家以6400多萬元人民幣，在法國拍下兩冊四卷《永樂大典》，引來世界范圍的關注。2021年6月1日起，“珠還合浦 歷劫重光——《永樂大典》的回歸和再造”展覽在國家典籍博物館正式開展。“珠還合浦”比喻東西失而復得，“歷劫重光”比喻歷經劫難、重見光明。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張志清表示：“在國圖4000萬冊的總藏書中，200多冊的數量不足為道，但這200多冊的《永樂大典》正是國家圖書館的文脈所在。”此次展出的9冊《永樂大典》嘉靖副本為近年來首次展出，多冊為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回歸文獻，如1938年王重民自英國為北平圖書館購入的“農”字冊，1951年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送還中國的“頌、溶、蓉、庸”字冊，1955年德國政府送還中國的“士”字冊等。此外，還有1951年商務印書館捐贈的“水”字冊，1958年北京大學捐贈的“水”字冊等，充分體現了國家及社會各界人士對中華典籍的重視與愛護，體現了中華文脈賡續不斷的默默情懷，更體現了中華兒女滴水成淵、聚沙成塔的磅礴凝聚力。

無四方，何以中國？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團結。整體性推進強調從普遍聯系的角度出發謀劃發展，注重把握整體與其組成要素之間的關系，要求處理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整體推進，增強各項措施的關聯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輕、單兵突進、顧此失彼。”新征程上，我們要堅持“全國一盤棋”，以問題為導向，統籌兼顧，綜合平衡，著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增強發展的整體性，促進經濟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

新時代的文化建設有新的使命擔當，新時代的文明發展有新的宏偉藍圖。植根于深厚的歷史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特別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重要論述科學把握了新時代文化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方向，進一步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問題，明確了以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塑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根本旨歸。^⑨

無中國，何以文明？2022年5月27日，北京中南海。一次聚焦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在這里進行。“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帶著對中華文明的深邃體認，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⑩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站在文明高度，“走自己的路”便有了強大底氣。2022年金秋，重大文化工程《復興文庫》正式出版發行。全五編包含60多卷、300多冊、1.1億多字，已出版三編共計37卷、195冊、6190萬字，時間跨度達百余年……皇皇巨著，字里行間回響著一個古老民族走向復興的鏗鏘足音。習近平總書記在為《復興文庫》所作的序言中寫道，“修史立典，存史啟智，以文化人，這是中華民族延續幾千年的一個傳統。”發出了“堅定歷史自信、把握時代大勢、走好中國道路”的時代強音。

黨的二十大擘畫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明確了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的發展目標。回望來時路，中華文明承載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脈，歷經千年風雨而依然璀璨奪目，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軸上，寫就光芒萬丈的篇章。闊步新征程，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應該而且一定能夠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實踐創造中進行新的文化創造，在歷史進步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盛世修文”，2023年6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走進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在館內的蘭臺洞庫多次說起這四個字。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設中國國家版本館是我非常關注、親自批準的項目，初心宗旨是在我們這個歷史階段，把自古以來能收集到的典籍資料收集全、保護好，把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

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表現出中國共產黨“中華文明觀”的進一步深化，對于我們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作者系山東建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形勢與政策教研室副主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講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思想理念研究》（23ZDA016）核心成員】

參考文獻

①賀夏蓉：《以系統觀念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3年2月15日。

②譚鐵牛、張宗益、張平文、甘霖：《以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學術己任》，《人民日報》，2023年6月12日。

③閻崇年：《明永樂帝遷都北京述議》，《中國古都學會·中國古都研究（第一輯）——中國古都學會第一屆年會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51頁。

④于蕾：《國家寶藏（第三季）》，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

⑤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千萬工程”蘊含的科學思想與方法》，《浙江日報》，2023年6月12日。

⑥記者陳雪：《到國圖看〈永樂大典〉的前世今生》，《光明日報》，2021年6月1日。

⑦高壽仙：《〈永樂大典〉是一部什么書？》，《學習時報》2021年2月1日。

⑧萬建輝：《〈永樂大典〉具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教育意義》，《長江日報》，2021年12月7日。

⑨李鳳亮：《譜寫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時代華章》，《南方日報》，2023年6月12日。

⑩新華社記者：《疏源浚流 與古為新——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評之一》，新華網，2023年6月12日。

責任編輯：林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