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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曾經“高冷”的科學知識，如今正以更多元、更新潮的方式來到公眾身邊。
打開社交媒體、網站、論壇等內容平臺，大量專家學者和科研機構、跨界從業者以及科學愛好者聚集于此，輸出圖文音視頻、慕課直播、線上論壇等多種形式的知識內容。“通過微博、網絡、微信形式傳播的科學信息已經占到80%以上”，這是來自科技部的統計數據。
在傳統的科普渠道，變化同樣悄然發生。線下科普展覽、講座等融合了虛擬技術、沉浸式體驗、文創開發等，更新著呈現形式。書籍、音像制品等出版物也不再是“平面的”，而是在技術加持下增添了實操互動的可能性，“立體”地輸出科普內容。
《中國科學傳播報告（2021）》顯示，2020年，中國新建科普網站2732個、創辦科普類微博3282個、創辦科普類微信公眾號8632個。同時，科普圖書出版依然強勁，2020年，中國共出版科普圖書9853.6萬冊，期刊發行1.31億冊。
“現在的科普工作，跟以往的科普大不一樣了！”生產科普內容的科研工作者們這樣說。
互聯網正在為科普工作注入新的活力。這也意味著科普創作者們必須因時而變，探索適應新形勢的、全新的科普形式和內容。
“創作受歡迎的科普內容，可能不比做火箭簡單”
運載火箭專家、中科宇航公司技術總監楊浩亮業余時間長期從事航天科普內容創作，包括圖書、音視頻課程、線下線上講座等。近年來，他切身感受到科普場景的變遷：“過去我們辦一個線下論壇面對的是幾百人，現在同樣的內容放到網上，就能覆蓋成千上萬人。再結合一些新奇的形式二次分發，能極大拓展受眾的量級。”
渠道增加只是表現形式，楊浩亮觀察到，受眾喜好改變著科普創作的內在邏輯：“以往慣常采用的單向、純粹式講述效果不好了，大家更喜歡互動感強的科普，希望‘親自參與’，從中激發興趣，獲取知識。”
因此，楊浩亮會在科普創作中融合更多元的形式，以帶來更強的體驗感和互動感。
“比如，為兒童創作的火箭科普立體書，我不會直接講火箭是怎樣構成的，而是設計一個‘拼積木’般的游戲，讓孩子們通過畫一張圖、拼接一個模型、模擬發射一次火箭，收獲更直觀、更能激發興趣的科普體驗。”楊浩亮說，在圖文之外，書里還附帶用真實火箭作教具講解的視頻課，與傳統的平面圖書不同，這是一款立體的、多元素的科普產品。
再比如面向中學生群體，楊浩亮為他們的科普教學設計了一款模擬小型火箭的飛行器教具。學生用3D打印技術自行打造火箭的外殼，連接各個元件，然后通過編程實現它的飛行。經由化繁為簡的設計，教具使用時并不涉及高深的內容，而是將中學課本里“牛頓三大定律”等知識巧妙引入，讓科學與日常學習聯系起來，更易入腦入心。
將相對高深復雜的火箭知識轉化為通俗易懂的科普內容并不容易，而楊浩亮發現，巧妙結合新技術新形式“因材施教”，“高冷”的內容能更平易近人、更潤物無聲。當然，這意味著創作者付出更多熱情和匠心，“可能不比做火箭簡單”。
“互聯網和智能化趨勢下的科普，跟設計一款互聯網產品的邏輯是相似的。重要的是考慮受眾的需求和喜好，采用適合他們的表達方式，來拆除知識傳播的時空壁壘，更好地傳遞科學知識。”楊浩亮說。
正如中國傳媒大學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曹三省在文章中提出的那樣：“新媒體時代下，科普內容呈現出社交化、娛樂化、游戲化的特征，大眾更需要能夠將科學知識‘翻譯’得更加通俗易懂的專業科普人。”
“做生活中的有心人，用更鮮活的方式傳播知識”
水稻大豆小米慢慢開始種植，雜交品種我們知道很有優勢，遵循自然講究節氣還有干支……
2021年年底，這段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在某視頻平臺發布的說唱歌曲《道·中國》走紅網絡，展現出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的偉大成就。朗朗上口的唱詞、別出心裁的設計，讓不少網友“循環播放，停不下來”。這讓研究所科普主管閆星汝倍感振奮，她沒有想到，看說唱綜藝節目激發的靈感，產生了如此好的傳播效果。
如今，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了內容生產的百花齊放。知識傳播如何在巨大的信息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位“90后”青年有自己的思考。
閆星汝（左）在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科學教育基地進行科普直播。受訪者供圖
2017年，閆星汝開始了自己的科普生涯。那時，她每天都與科普圖書打交道。“說實話，以前的工作夠‘科’，但不夠‘普’。”閆星汝深切地感受到，以文字為載體的圖書科普雖然具有內容優勢，但傳播效果難以評估，“有時會像一顆石子丟進一潭死水，連漣漪都看不到”。
2020年，受疫情影響，研究所的相關工作轉移至線上。也是在這個時候，閆星汝把科普搬到線上。科普“觸網”是個全新的挑戰，從零開始，她抱著邊學邊做的態度，策劃主題、拍攝和剪輯視頻。
“一開始，發布一條視頻，我每過幾分鐘就去看看有沒有點贊評論。好不容易有幾個，結果一看還是‘自己人’來捧場的。”閆星汝忘不了艱難的起步。
在一次和朋友逛街時，她接觸到了盲盒。她想，是不是也可以運用這樣的方式來科普古代科技文物？就這樣，閆星汝拍攝了第一條“文物盲盒”視頻。“我永遠忘不了我打開第一個盲盒，里面裝著明剔紅蝴蝶紋寶盒（文物復制品）時的驚喜！我突然理解了盲盒流行的原因。”也是那一刻的喜悅，讓她篤信這次視頻一定成功。
“這種講解方式太好了！”“沒想到商周時期我們就造出來‘小豬佩奇’了。”“文物盲盒”好評如潮，閆星汝也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科普節奏——在生活中尋找科技史的科普靈感。
自那以后，生活中的閆星汝不論做什么都會想想“這能不能用到我的視頻里”。于是，這些源自生活的“探秘中科院”“說唱《道·中國》”等視頻都獲得了成功。“這些靈感都藏在我們逛博物館、看綜藝等生活細節里，我要做一個有心人，把科技史知識用更多更鮮活的方式傳播出去。”她說。
“不只傳播知識，還要讓科學精神從人心底自然顯現”
當科學信息在互聯網上“觸手可及”時，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科普內容紛繁復雜、參差不齊，人們在海量的信息“轟炸”中若無理性思考和辨別的能力，便容易發生誤讀、曲解科學研究的情況。
中國科學院院士、實驗高能物理學家王貽芳曾談及編審科普叢書的感受：“科普書里很多都是介紹知識。大家都知道，現在科學知識太多了，學也學不完，把所有東西都搞清楚也不容易，我們更應該普及的是科學的方法。”他說，公眾掌握方法后才能“舉一反三”，鑒別和判斷信息真偽。
不論是用新技術輔助創作，還是用各類新興渠道擴大傳播，越來越多的科普創作者逐漸意識到，高質量的科普內容不能舍本逐末，而需回歸科學本身，突出對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普及，從而提升公眾科學素養，在互聯網場域建立理性思考與討論的科學氛圍。
電子科技領域科普創作者趙軻在籌建電子科技大學電子科技博物館的過程中有了如上領悟。2015年開始，他作為電子科技博物館主任，帶領團隊走訪了21個省46個城市105家電子科技企事業單位，從零起步征集保存了15000件（套）記錄中國電子科技發展的歷史藏品。其間，他得以了解很多科學知識的來龍去脈。
“如蒸汽機這一科技，許多人簡單地認為‘是瓦特發明的’。而當我們走訪到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亨特利安博物館和法國國立工藝技術博物館，親眼看到了比瓦特蒸汽機更古老的相關發明，方知蒸汽機曾歷經幾代改良，從而領悟到科技進步的歷史性、連續性。”在趙軻看來，科學思維往往就在這種潛移默化中形成——人們先認識到“科學不是憑空產生或一蹴而就的”，然后能夠透過某一科技知識去思考事物的本質，這時許多謠言、偽科學自然站不住腳了。
能夠啟迪科學思維的科普，與科研同樣重要！這個認識成了趙軻從事科普創作的動力。此后，在博物館平臺進行科普創作和產品開發時，趙軻總是創新地加入歷史體驗、模擬復原等設計，試圖讓大家領會“知識背后的東西”。
“經典實驗和儀器復原”系列科普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項目最開始面向大學生，對電子科技歷史上的“恩尼格碼密碼機”“赫茲證明電磁波存在的實驗”“巴貝奇差分機”等進行復原。
“趙老師，就用這銅球、燈泡和電線，真能找到電磁波？”學生的困惑情有可原。享受著現代科技的他們，已將手機通信、無線充電視為理所當然，僅憑課本里的只言片語并不能充分理解赫茲實驗。趙軻帶著他們回到原點，查證赫茲本人的科研經歷，搜集關于此實驗的歷史記載，與國外保存相關歷史藏品資料的學術機構交流，自己動手制作“復古”版實驗器材……
電子科技博物館學生科普團隊在四川省科普講解大賽獲獎。受訪者供圖
歷時半年時間，做了上百次實驗，大家終于隔空點亮了一只小燈泡，用赫茲的方式證明了電磁波存在。
在這個被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教授稱贊為“既普及知識，又夯實基礎，讓學生深深地鉆進專業領域”的“相當好”的科普項目中，學生們都獲益匪淺。他們說，做實驗時仿佛“穿越”到了幾百年前，逆向尋找到科學的“密碼”。
后來，電子科技大學博物館將該項目精心打造，開發相關科普互動設備，已獲3項國家發明專利授權，并增加了視頻課程、沉浸式體驗課程等形式，把科普對象擴展到中小學生、成人及專業人群。
“我們從不直接講科學有多么神奇，或科學家有多么偉大。但我相信在回溯科技史時，在沉浸式地感受一項科技時，科學的精神會在人們心底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趙軻說。
責任編輯：宋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