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片長江下游的區域，被網民戲稱為“包郵區”，而學名叫“長江三角洲”，地跨滬蘇浙皖，如今是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而在5000年乃至1萬年前，當時的“包郵區”是一番什么光景？近年來，大量考古資料證明，長江下游對中華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4年，馬橋遺址發掘現場（資料圖片）

于斯萬年

浙江省浦江縣上山考古遺址公園有A、B兩座展示館，這里的“鎮館之寶”可能是全世界各個博物館里“最輕最小”的一件。它是一粒炭化稻米，粒長3.732毫米、粒寬1.667毫米、粒厚1.723毫米。

它也可能是分量最重的一件“鎮館之寶”，凝聚了1萬年的時光，更是1萬年前世界稻作文化在此起源的實物見證。水稻是世界三大主糧之一，養活了全球約一半的人口。

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蔣樂平研究員帶隊，在浦江縣發現了上山遺址，那里出土了大量稻作農業遺存。2006年，上山文化正式命名，它是長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經碳-14測年確定，距今最少也有1萬年的歷史。

“我們腳下的耕作層只有20厘米厚，移開這20厘米的土層，就好比回到了1萬年前。”近日，蔣樂平在上山遺址北區向記者介紹了最新的調查情況，這里很可能留有上山時期的建筑遺跡。

目前，上山文化考古已經發現了21處遺址，蔣樂平說，多處遺址都有定居的跡象，這是人類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對此，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考古學教授傅稻鐮判斷說，長江下游的定居時代無疑從上山文化開始，此后的持續發展，最終催生了文明。美國斯坦福大學劉莉教授則認為，近東地區先有定居再有農業栽培，美洲先有農業栽培再有定居，而上山則是定居和稻作同時發生，這為研究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模式。

在與浦江相鄰的小商品之都義烏市，同屬上山文化的橋頭遺址出土了精美的彩陶，距今已有9000多年的歷史，而在杭州市蕭山區，距今8000年的跨湖橋遺址也有彩陶出土，兩者可謂一脈相承。在橋頭遺址，研究人員在陶器中發現了釀酒的痕跡，在墓葬中發現了保存較好的人類遺骸，蔣樂平推測，這里可能是先民舉行祭祀或敬禮之處，并且以酒為禮。

“這里的稻作農業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有資格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嚴文明教授將上山稱作“遠古中華第一村”。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表示，長江下游文明起源的進程是“萬年奠基”，以上山遺址等為代表，當時出現了農業和定居村落。

2006年11月6日，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在上山遺址觀看“萬年稻米”（資料圖片）

比德如玉

生動寫實的玉人、溫潤亮澤的玉勺、展翅飛天的玉鷹、活靈活現的玉龍……一件件玉器展示了當時高度發達的治玉水平和先民們的聰明智慧。在安徽省含山縣的凌家灘遺址，考古學家在一件玉人背后發現了直徑約0.15毫米的鉆孔，比頭發絲還要細，堪稱人類史前文明最尖端的科技和制造水平。

凌家灘遺址距今約有5800—5300年的歷史，是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崧澤文化時期最大的中心聚落。目前已經出土1200多件玉器，其數量之多、技藝之高、制作之精，相比同時期其他遺址尤為突出。北京2022年冬奧會“同心”獎牌的背面圖案就融入了凌家灘雙連璧的元素。

“玉見文明”可以說是中華文明起源當中極為重要的獨特文化現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敬國研究員說，不同于西方文明將玉作為裝飾器，中國玉器作為禮器，是權力身份地位的象征。

而玉禮器制度到了良渚時期，達到了史前的高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向明研究員說，良渚對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物質層面的貢獻就是玉器。良渚玉器不僅開創了“藏禮于器”的傳統，也為中華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琮、璧、鉞、璜、錐形器、三叉形器、冠狀器……良渚社會的一整套玉禮器系統，是維系良渚社會政權組織的主要手段和紐帶。在環太湖流域以及長江北岸，多個良渚文化遺址都發現了玉器，不少玉器上都有著名的“神徽”。良渚古城遺址發現者、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劉斌教授介紹，良渚先民認為玉是自然界中最美麗、最稀有的礦物，因此用玉來祭祀神靈，象征王權。

“玉禮器的發明，是長江下游對中華文明的一大貢獻。”王巍說，《周禮》記載，要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玉琮和玉璧，就是良渚先民創造的。它們對中國古代祭祀體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陶寺、二里頭、殷墟、三星堆、金沙等重要的遺址，人們都會發現玉琮或者玉璧。王巍說，它們的根源也是在良渚，良渚發明的玉禮器的系統，經過夏商王朝的吸收，向周圍進行了又一次強力傳播。

天下文明

2008年至2010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蘇省張家港市金港鎮南沙街道辦事處東山村發現了一處崧澤文化時期的聚落，其中有8座崧澤文化早中期高等級大墓，并且高等級大墓與一般小墓實行分區埋葬。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甘恢元副研究員說，從這批高等級墓葬的規模、隨葬品數量和種類、大墓與小墓分區埋葬等現象分析，墓主的身份已非一般居民，而是屬于顯貴階層，具有王者氣象。

“中國最早發現社會分化的證據，是在長江下游。”王巍說，東山村遺址距今約5800—5500年，首次出現了貧富分化的證據。而在凌家灘遺址，考古學家同樣發現了豪華大墓。這一階段，長江下游地區開始顯現區域級的文明，進入古國文明階段。

繼之而起的良渚文化，則是長江下游區域史前文明的高峰。劉斌說，在良渚古城，以宮殿為主的王城有3平方公里，王城外圍的核心居住區有8平方公里，而水利系統所直接保護的范圍有100多平方公里。王巍說，當時良渚的權貴或者說金字塔塔尖的人物可以組織大量的人力來修建如此大型的公共設施，這是王權出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

目前，已經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出現了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早期國家，這就是良渚古國。在太湖北岸地區，江蘇的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以常州寺墩遺址為最高層級的良渚時期的“四群三級”遺址結構，在上海的福泉山遺址，一對長約1米的象牙權杖，反映了良渚時期明顯的社會等級差異，以及文明和社會的高度發展。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陳杰研究員說，良渚時期，長三角有良渚古城這樣大的中心，也有分散的文化中心，福泉山就是其中之一。

良渚的考古發現，為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提供了堅實的證據。主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王巍說，當時大家就是“把寶押在了良渚”。而長江下游早期文明為中華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涉及水稻栽培、獨木舟制作、犁耕技術、玉禮器和瓷器制作等多個方面。

澤及后世

在遠離大陸的浙江嵊泗列島，5000年前，良渚先民也曾在這里留下足跡。在嵊泗列島的主島泗礁島，考古學家發掘到了一處良渚文化時期的沙丘遺址——黃家臺遺址。負責考古工作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朱雪菲說，良渚先民從大陸來到海島，既要有探索精神，也要有航海技術，很可能是良渚古國派遣而來。

而長三角先民對大海的探索還要更早。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井頭山遺址，距今已有8300—7800年的歷史，是我國沿海地區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遺址出土了大量先民食用后丟棄的貝殼，還有船槳、魚罩等可用于捕魚的工具。

而就在這兩處遺址所處的區域，如今已經出現了兩座世界級大港——洋山深水港和寧波舟山港。井頭山遺址考古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孫國平說，考古證明，早在8000年前，先民就開始適應海洋、利用海洋了，體現出了高超的智慧、能力和技術。

“這片區域的先民骨子里就有探索精神和鍥而不舍的精神。”方向明舉例說，同在余姚的施岙遺址是世界上發現的面積最大、年代最早、證據最充分的大規模稻田，而從河姆渡文化早期到良渚文化時期，曾兩度毀于水災，但是又被先民重新開墾出來。

“長三角文化之靈秀，從良渚時期的出土玉器中顯現得最為鮮明。”陳杰說，要制作玉琮，不僅需要原料，更需要高超的技巧和精雕細刻的匠心，才能在堅硬的玉石表面描繪出精美迷人、繁復優雅的紋飾。這是當時長三角地區先進生產力“硬實力”的展示，同時也折射出江南文化精致優雅的特征。這種“文化基因”一直延續至今。

距今4000年，長三角的史前文明開始轉向衰弱。“這一時期的上海松江廣富林遺址，就體現出外來文化、北方文化的強烈特質。出土器物和良渚文化器物完全不一樣，相當粗獷。”陳杰說，江南文化比較細致，注重對周圍環境的觀察，這種精致文化從孕育良渚文化的崧澤文化就開始，到良渚時期已非常鮮明。這是長三角“文化基因”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巨大貢獻。

陳杰同時認為，如今的長三角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而它的史前文明也呈現出開放融合的特質。崧澤文化，就是一種非常開放的文化，它與西北的“北陰陽營文化”、北部的“龍虬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南面的“河姆渡文化”都形成了雙向和多向的交流碰撞。崧澤文化正是通過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不斷交流，吸收它們先進的文化因素，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激發了文化的創新力和活力，使文化發展有了更大的靈活性，從而為良渚文化時期長三角地區史前文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2017年起，長三角三省一市的省級考古機構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開展了“考古中國：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工作。陳杰說：“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永遠只是局部。我們仍然需要不斷有新的考古發現與論證，去探尋和發現長三角文化基因，讓我們的認識更接近歷史史實。”（記者馮源 孫麗萍 蔣芳 劉美子）

責任編輯：何燁